2012年之后美国经济步入复苏，开启了新的一轮商业周期，但中国经济却在不断地回落，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周期并不与发达经济体同步。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周期更多是改革红利释放周期：随着改革的启动，经济慢慢地走出低迷；随着改革红利的释放，经济走入复苏和繁荣；随着改革红利的衰竭，经济走入衰退和萧条阶段。中国经历了上个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两轮改革，也就有了两轮改革红利释放周期。

2008年之后第二轮改革的红利开始衰竭，经济增速开始回落，同时遇到了海外的次贷危机，内外“共振”，政府选择通过“逆周期”操作来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

面对政府的“逆周期”操作，2012年，我们提出了中国经济步入“混沌增长”。当年提出“混沌增长”，着重描述了它的三个特征：

1、经济下降是确定的；从2012年到现在，大家也都看到了经济增速处在不断地回落之中，到现在也并没有完全企稳。

2、由于政府的“逆周期”操作，经济下降的过程是复杂的，很难预测；六年过去了，从2013年多少人预测由于政府换届会有新的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到2017年又有人在说新周期，带来的都是赚取媒体眼球效应，离实际经济运行情况差之千里。其原因是由于政府“逆周期”操作的“轻重缓急”都会影响到经济指标的变化，而且我们是很难预测到政府的“逆周期”操作时间和力度。当然这不能怪我们的经济学家，因为政府自己也不知道，它的操作完全秉承“灵活审慎”，即边走边看。

3、系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能面临“黑天鹅”事件的产生。从过去几年金融市场的不平静：2013年中期的“钱荒”，2015年的“股灾”，以及之后的债市和外汇市场大幅震荡，都印证了系统的不稳定性。好在后来国家启动“去杠杆”，有效地化解了部分风险。

在经济面临衰退的时候，政府能够不断地进行“逆周期”操作，主要的原因是：决策当局不接受经济存在周期的现实，而且繁荣期积累了大量的“余粮”，让决策当局有资本去反复操作。不仅国家如此，企业和居民也一样，在过去几年，一些企业只要一看到经济指标稍微好一些就开始加大力度去投产，居民只要政府的货币政策稍微松动一些就会去“排队抢房”。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走入衰退期，政府、企业、居民最大的行为特征就是：“折腾”。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太愿意接受经济衰退的现实，还沉浸在过去繁荣期的思维。

一旦政府债务的压力不断上升和杠杆率不断抬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操作的空间就会变得狭窄，企业和居民，随着“余粮”不断地被掏空，也已经没有力气再去“折腾”，此时经济体就慢慢地步入到经济萧条期，当然由于中国经济即便在萧条期也会拥有让全球其他经济体羡慕的经济增速，可能用经济的低迷期更为准确一些，既然没有“余粮”再去“折腾”，而经济下滑的压力会向社会全方位的传导，那么此时只能选择“熬”。由于“熬”的比较难受，此时一般都会选择改革来突破这个艰难的局面，所以有个说法就是改革历来都是倒逼的。

其实中国经济还是很有韧性的，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谈论中国经济的下滑主要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从总量上来看，似乎是事实，在2015年达到劳动力峰值7.871亿人，然后劳动力人数出现了下降，2017年劳动力人数降为7.867亿人。但假若我们再考虑一下我们的人口存量，可能会得我们需要加快我们的制度安排改革，目前还并没有处于人口红利衰竭的时候。

中国目前农业人均增加值与人均GDP的比重相对较低，只有0.19，远低于发达国家。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58.5%，户籍城镇化率仅为42.4%，目前还有5-6亿的农村人口，这么多人在农村，而人均耕地面积又那么少，要实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均GDP到2万美金左右，这么少的耕地面积，而人口那么多，估计种“金子”也难以实现，所以我们的政策需要围绕加快城镇化进程做文章。按照现有产值计算，在农业人均增加值与人均GDP的比值达到1时，预计会释放80%的现有农业劳动力，我国现在农业劳动力1.4亿人口，未来可能只有0.4亿人口从事农业，可能释放1亿劳动力。所以随着中国城镇化率水平的提升，劳动力也会出现再次上升的情形。但这个时机需要我们尽快地把握，“过了这个村，可能就没这个店”，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农村人口一旦步入老龄，那要想让他们搬离家园，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因此，未来改变当前的城乡二元体制，加快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以此扩大内需，必将成为我们下一阶段宏观政策的着力点。（根据作者在“世纪名家讲堂”上的发言部分整理）

作者：潘向东，新时代证券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

源自：金融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