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特稿）2022年是普通英国人倍感生存压力的一年：能源价格飙升、食品价格上扬、几种税收提高、经济复苏乏力、疫情却一波接一波，结束之日遥遥无期……有的人甚至认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把“生活成本危机”这个词作为这一年的标志性用词载入英国史册。

但这一年的开头偏偏是以这样一则新闻揭开序幕的：英国智库High  Pay  Centre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22年开年后的头四个工作日，英国最大的100家公司中的高管薪酬已经超过了普通打工仔一年的收入。

High  Pay  Centre是一家旨在为普通雇员获得更公平报酬的研究机构，它研究了英国富时100指数公司CEO的中位收入，又研究了普通英国雇员的中位收入，得出了上述结论。

尽管英国人对本国贫富差距之大早有心理准备，但如此对比鲜明的结论，还是让他们2022年的开年感觉差了许多，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欲吐难出。

众人皆穷我独富？

新冠疫情期间，许多英国普通人丢掉了工作或薪水大减，一些公司的高管不得不作出一点儿姿态，宣布自我减薪或不再领取奖金，但好景不长，随着英国政府逐渐取消疫情管控措施，企业高管的薪酬又涨上来了。

2022年4月下旬，普华永道公布了一项调查，调查显示，在英国富时100指数第一批公布高管薪酬的50个公司中，2021年这些公司CEO总薪酬的中位数，比2020年增长了34%，增加到410万英镑，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导致这些公司高管薪酬回升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他们年终奖的大幅攀升。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高管薪酬更是高得惊人。数据公司ISS  Corporate  Solutions在4月初公布，在280家公布了高管薪酬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中，CEO薪酬中位数已从2020年的1350万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1420万美元，创下了纪录。


在英国，不同行业的公司从疫情中恢复的情况有所不同，其高管薪酬回涨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普华永道的菲利普帕·奥康纳表示，银行业、广义金融服务业、建筑业等行业疫情后复苏情况比较好，相比之下，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旅游业、酒店业、零售业等行业，尚未有类似水平的复苏，这些都反映在了这些行业的高管薪酬上。

不过，在英国普通人深陷生活成本危机的背景下，英国大公司高管薪酬回升到疫情前的水平，自然引发了投资者的强烈反应。

在2021年的股东年会上，英国大公司就因为高管薪酬问题受到了投资者的挑战，当时投资者们反对的是“众人皆悲我独乐”——公司高管在疫情中却薪酬奖金大涨。

进入2022年，能源账单飙升、政府加税、物价上涨、地缘政治等等因素让普通打工者和投资者都感到了生活水平的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高管的高薪和高奖金就显得特别扎眼，所以，在2021年的股东年会季，投资者们反对的则是“众人皆穷我独富”。

股东造反行为

2022年4月中旬，著名代理顾问公司格拉斯刘易斯（Glass  Lewis）建议，在巴克莱银行和渣打银行5月4日举行的股东年会上，投资者应该投票否决英国富时100指数中这两家银行的高管薪酬和退休金方案。

2021年11月，巴克莱银行时任CEO斯塔利因和美国臭名远扬的恋童癖富豪爱泼斯坦的关系而被迫辞职，文卡特被任命为新的CEO。巴克莱薪酬委员会将文卡特的固定薪酬定为270万英镑，比其前任斯塔利高出大约12.5%。除此之外，文卡特还可获得一项丰厚的长期激励计划，价值为其工资的140%，约为380万英镑。

格拉斯刘易斯表示，考虑到文卡特被任命时的固定薪酬水平，它不能支持这一薪酬方案。

格拉斯刘易斯还质疑以美国银行为基准来确定文卡特薪酬水平的做法。这家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代理顾问公司说，这种做法“可能导致薪酬过高，超出我们认为适合在伦敦上市的银行的水平”。

虽然巴克莱股东对高管薪酬方案的投票只具有参考性，但在文卡特力图让巴克莱远离爱泼斯坦丑闻、并试图避免监管机构惩罚之时，股东挑战他的薪酬，肯定会让文卡特感到难堪。

渣打银行则不同于巴克莱银行，每三年举行一次的股东对高管薪酬的投票是具有约束性的。

格拉斯刘易斯表示，与普通员工相比，现任渣打银行高管有资格获得相对于其薪酬更高的退休金，但渣打银行的新政策允许离职高管保留同样水平的退休金，是没有道理的。基于这个理由，它建议股东在今年的股东年会上投票否决渣打银行的高管退休金方案。

在今年英国各大公司的股东年会上，类似的股东造反行为可能会越来越多，投资者们将会像去年一样，继续严格审查高管薪酬的数额和结构，并力图确保那些已经领取过新冠疫情补贴或削减过股息的公司不再为其高管发放奖金。

此外，越来越多的英国公司如今也开始把高管薪酬与环保、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标准联系起来。

普华永道的那项调查发现，86%的英国公司在2022年的高管薪酬政策中使用了环保、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标准，相比之下，2021年的这个比例是64%。

其实，这一趋势也反映了来自投资者的整体压力。欧洲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安联全球投资者（Allianz  Global  Investors）和瑞典投资公司Cevian  Capital表示，如果他们投资的英国和欧洲大公司未能将高管薪酬与环保目标挂钩，那么，他们就会投票反对这些公司。他们还敦促其他投资者效仿这一做法。

而High  Pay  Centre最新公布的研究报告指出，董事会中有更多女性成员的公司，更有可能在新冠疫情期间削减高管薪酬。

根据该智库的研究报告，在新冠疫情期间，价值在5亿英镑以上的216家英国公司中，只有不到一半削减了公司高管的薪酬，以应对疫情造成的业绩下跌，最常见的应对措施是将高管薪酬削减10%至20%，但大幅削减高管薪酬（减薪25%至40%）的公司，董事会中平均有3.5名女性董事，相比之下，在那些没有削减高管薪酬的公司中，其女性董事平均只有两名。

谁对社会贡献更大？

在西方，高管薪酬是一个特别容易引起底层反感、左翼激动、社会分裂的话题，但这似乎又不是一个能够仅仅靠强制性降薪来解决的问题。

为企业高管的高薪、高奖金辩护的人士常常会说，企业高管们是具有特异才能的企业家，他们发现和创造了市场机会，从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创造以及人类福利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肩负的责任和承受的风险也非常巨大，而高贡献、高责任和高风险，就决定了他们应该、也值得获取高薪和高奖金。

不过，在西方，即使是最主张社会平等的左翼人士，恐怕对企业高管们领取比普通雇员高一些的薪水也是没有异议的，他们反对的是不成比例的高薪。

就拿本文开篇所举的高管四天薪酬就超过普通打工仔一年收入这个例子来说吧，这是不是意味着高管四天的贡献就超过了普通员工一年的贡献呢？

另外一个更极端、但确属真实的例子则是：亚马逊CEO安迪·贾西2021年的总收入是该公司雇员中位收入的6474倍，这是不是意味着贾西去年的贡献就是手下雇员贡献的6000多倍呢？

至少在英国，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在英国企业高管四天薪酬超过普通人一年收入的新闻公之于众之后，英国工会联盟（TUC）秘书长弗朗西丝·奥格雷迪说，新冠疫情向我们所有人展示了谁在危机中让这个国家继续运转。英国有数以百万计的辛勤的劳动者，从护理人员到送货司机，再到车间工人，他们付出的比他们得到的更多。令人不解的现象是：贪婪的企业高管们拿到了高得惊人的薪酬，而普通劳动者却面临着又一年的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x

另一家英国工会Unite的秘书长莎朗·格雷厄姆也质问：谁对我们的社会贡献最大？是拯救了新冠肺炎患者生命的重症监护室护士的贡献最大？还是年薪百万的投资银行家贡献最大？

但伦敦证券交易所CEO霍格特却不这么比较。

今年4月5日，霍格特在创新金融全球峰会上表示，如果伦敦金融城要继续吸引顶级公司和人才，就应该进一步提高高管的薪酬。

就在霍格特发表这番言论一天前，著名企业家卡利法也给英国财政部写了信，呼吁对英国资本市场生态系统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提高高管薪酬。

卡利法警告说，高管们的薪酬可能会落后于他们承担的风险和责任，这将导致顶尖人才从英国上市公司外流。

大概霍格特和卡利法的逻辑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胜任企业高管的职位，如果这极少数人未能在我们的城市或我们的国家获得足够高的报酬，他们就会去其他城市或其他国家工作，遭受损失的，肯定是我们的城市或我们的国家。

那么，谁的说法更有道理呢？

作者：魏城，《财经》杂志专栏作家，曾在英国多家知名媒体担任资深记者、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