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對華爾街“動刀”主要是為了安撫公眾情緒，挽回急速流失的政治資本，但企業界難免會擔心這些措施會導致銀行緊縮放款，導致企業融資困難，進而拖累就業市場和整體經濟的複蘇。
　　近期國際金融市場再現動蕩，動蕩根源是歐洲信貸局勢轉差、中國收緊銀根以及向左轉的美國政局。前兩者在市場預期之中，只是發生的時點或事態發展稍為偏離市場預計。後者則是市場始料不及的，也會對未來全球金融市場發展有著較為深遠的影響。
　　美國民主黨接連遭遇政治挫敗。去年11月地方選舉中，新澤西州及弗吉尼亞州長選舉同告落敗，本月原屬民主黨票倉的麻省參議員補選又告敗北，選民對奧巴馬政府施政不滿，引來奧巴馬的激烈反撲，祭出民主黨反大企業的民粹令旗。
　　繼早前提出對銀行業征稅的方案後，奧巴馬又計劃限制銀行的規模與經營範圍，這些新的限制措施實際是要恢複大蕭條時期制定的《1933年銀行法》(Banking Act)，也稱“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 (Glass-Steagall)”，此舉更被投資市場形容為“向華爾街宣戰”。奧巴馬的提議可能迫使銀行剝離那些可能為其創造巨額利潤但同時也蘊藏極大風險的業務。其中包括：具有銀行業務的銀行或金融機構，不得投資或資助對沖基金及私募股權基金；銀行不得動用自有賬戶從事自營交易業務。這種禁止銀行同時經營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業務的方案，立即引起華爾街的強烈抗議，美國股市及商品市場應聲急挫。
　　明眼人都知道，奧巴馬對華爾街“動刀”主要是為了安撫公眾情緒，挽回急速流失的政治資本，但企業界難免會擔心這些措施會導致銀行緊縮放款，導致企業融資困難，進而拖累就業市場和整體經濟的複蘇。
　　誠然，金融海嘯後，美國以至全球金融業的監管改革已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但正如英國《金融時報》社論所言，“監管改革的首要目標應當是，使銀行有可能在不致危及整個銀行體系乃至社會的情況下倒閉。但奧巴馬的補救措施並未針對這一點。即便是由各自只經營一項業務的企業所構成的金融網絡，在系統性的危機面前仍將是脆弱的……政府的著力點應當是，確保金融機構所持有的資本金，足以反映它們承受的風險和它們對整個金融體系構成的威脅。”
　　奧巴馬提出限制銀行業風險的方案，其依據之一是納稅人資金支持的存款無論如何都不應用於支持存在潛在風險的交易業務。但是，既然這些交易活動存在風險，如果存款銀行受到沖擊，沒有存款業務的投資銀行也會受到沖擊。事實上，新方案明顯不能阻止貝爾斯登和雷曼兄弟這兩家不是接受存款的投資銀行倒閉。而美國國際集團(AIG)也不是銀行，房利美和房地美數千億美元的虧損，乃至美聯銀行、華盛頓互惠銀行和全球金融公司的垮臺都和自營交易沾不上邊。
　　全球金融業的改革刻不容緩，但改革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認清犯錯的根源。金融海嘯的禍根是美國銀行將錢借給千千萬萬的美國人，去買他們無力負擔的房產。如果我們不能認清或不願認清這一點，並任由民粹主義主導美國甚至全球金融業的改革方向，這將會是全球金融市場和經濟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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