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國內企業的租賃費用是2元一天，而外資零售企業的租賃費用卻是0.2元一天，兩者如何競爭？”蘇寧電器董事長張近東提出了一個沉重的話題。3月6日，在京參加全國“兩會”的張近東接受媒體采訪時，呼籲給予內外資零售企業同等待遇，在他看來，“無法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競技”已經成為民族企業在中國零售行業日漸勢微的重要原因。

　　張近東不滿緣於目前外資零售企業享受的種種“超國民待遇”。他表示，受到地方利益的驅動，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使得外資零售企業在中國市場享受著地價批租等方面的諸多實惠。張近東舉了一個例子，在天津一個地方，有一個項目，蘇寧談了半年都談不下來，而外資零售企業卻不費吹灰之力就拿到了，價格還比我們便宜。

　　其實，這樣的例證何止一起，外資在中國享受“超國民待遇”也不是一次兩次見諸報端了。一直以來，外資享受“超國民待遇”的合法性都遭到公眾的質疑和詬病，然而就是屢禁不絕，“按下了葫蘆起來了瓢”？這究竟是為什麼？一言以蔽之，是一些地方政府畸形的“招商觀”在作祟。在一些政府官員看來，因為外資是請來的“客人”，自然應該受到“超國民待遇”。

　　為了吸引外資，一些地方可謂“高招”迭出。在招商引資中對外商“有求必應”，近乎“媚商”。如對外商從提供土地、稅收等方面的政策優惠，到給外商提供“超國民待遇”，賦予各種特權，不但使招商引資的成本不斷提升，也因為一些違法“優惠”，帶來許多負面效應。

　　從這個角度來說，畸形的“招商”已經成為“招傷”----國家、地方和公眾的利益因招商而遭到損害。這不僅是一個荒唐的行為，而且是一個涉嫌違法的行為。並非我們太敏感，而是一些地方讓外資享受“超國民待遇”，確實傷害了我們的民族尊嚴，也確實對中國國民的國民待遇構成了居高臨下的歧視。

　　例如，2009年10月，西部首個外籍人士集中生活區----四川成都天府國際小區對外國人開放。在這個小區內，除了教堂、中英雙語幼兒園、西式醫院、圖書館、戶外運動場所等硬件設施以外，其物業管理也將與國外接軌。為了確保該小區的純正“血統”，當地采用“只租不售”的方式，確保這裏居住的是清一色的外國人，真正成為提升當地投資環境的載體。

　　這顯得有些荒唐。憑借我們的理解和判斷，我們十分擔心，恐怕很難就這幾個問題給出底氣十足的肯定答案。若不幸我們的擔心成為現實，那麼一些地方給予外國人的待遇就超出了本地中國人的待遇，這是一種不折不扣的超國民待遇。在這背後，這種“超國民待遇”影響破壞了社會公平環境。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外資企業拿著“超國民待遇”當令箭，在中國市場上“攻城略地”、“所向批靡”，這種完全不對等的競爭環境直接造成了民族企業競爭力減弱和惡性競爭的生存環境。曾幾何時，外資企業在取得土地、稅收等政策待遇面前是何等“風光”，而我們的很多民族企業卻躺在別人的“搖籃”上去掙著微乎其微的加工費艱難度日。

　　而擁有“超國民待遇”的權力的外資也不自重，他們就如當年上海租界中的外國人，高人一等，頤指氣使，導致一些外企在中國頻頻“出事”。例如肯德基的蘇丹紅事件、雀巢奶粉“碘超標”、東芝大連的500多名員工“罷工”、戴爾的“郵件門”、朗訊“商業賄賂事件”、索尼的“問題相機”等等。他們的某些行為甚至與奸商、欺詐、違規、失信等聯系在一起，招來了市場和公眾的質疑和批評，甚至是法律糾紛。

　　必須指出，對外資賦予“超國民待遇”，表達的不是中國人的“禮儀”，也不是說中國人具有多麼高尚國際主義精神，而是把外國人當主子，以外國人馬首是瞻。因此，我們對外資享受“超國民待遇”不能沒完沒了，我們歡迎外商來投資，但是我們何必要用“超國民待遇”來作為歡迎和招攬的條件？給予投資的外商普通國民待遇，讓他們和中國人享受同樣的投資環境，享受同樣的管理和服務，享受同樣的政策，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