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改革已经开展多年，但从结果来看，成效并不显著。“几十年的国家行政管理习惯和公务员优越感，导致现在足球管理者的思维停留在‘我们怎么管好’而不是‘怎么动员大家把事做好’的层面上，没有深究足球到底是什么。”中超之父郞效农多年前的观点依然是如今众多业内人士的心声
世界杯开幕了，没有中国队，但中国公司却在世界杯赛场大放异彩。据市场研究公司Zenith的数据显示，2018世界杯期间，各国企业投入的广告费用共24亿美元。其中，中国企业投入达8.35亿美元，占比近35%，高于美国的4亿美元和俄罗斯的6400万美元。“这么说吧，俄罗斯世界杯，除了中国足球队没去，其他该去的都去吧。”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调侃道。
虽然没有中国队，但中国球迷对一些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并不陌生。据国际足联公布的32强名单，736名参赛球员中包括9名中超球员。这一数字刷新了历届中超外援参加世界杯的纪录。毋庸置疑，这些广州恒大、北京国安、上海上港等中超豪门高价买来的外援为中超职业联赛带来了更高的观赏性。媒体数据统计，2015年以来，场均上座率维持在2.3万人以上。
与此同时，中超联赛的IP价值也水涨船高，2015年，中超公司曾宣布体奥动力以80亿元的天价拍下了未来5个赛季(2016～2020赛季)的中超联赛全媒体版权。
但自去年以来，中国足协出台了如球员限薪、U23政策、限制外援上场人数等一系列新政，球迷认为中超联赛的竞争性和观赏性受到损害。也使得体奥动力与中超公司商议后将版权周期由五年80亿改为10年110亿。虽然新协议摊薄了每年的版权费用，“但与前一周期的合同价格相比，仍上涨了近20倍，这给我们的运营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也是因为2015年以来足球改革的一系列方案出台，我们认为中国足球仍然是有巨大商业潜力的IP。”体奥动力总经理赵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足球的现状，一方面是“金元”足球下职业联赛的风生水起，广州恒大、上海上港等俱乐部多次闯入亚冠联赛四强，广州恒大还两次夺得亚冠冠军，刷新了历史纪录；另一方面是男足国家队成绩的止步不前，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小组出线和2004年亚洲杯的亚军之后，男足国家队再也没能进入亚洲杯四强。奥运会成绩更加难堪。男足国家队仅1988年汉城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借东道主之利进入奥运会，但未尝胜绩。
2015年3月16日《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足改方案》)发布，之后，中国足球改革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担任组长，显示了高层对足球改革的充分重视和改革的决心。
《足改方案》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探索发展职业足球，改革一度带来活力，但由于对足球的价值和规律认识不足，急功近利的思想行为严重，组织管理体制落后，人才匮乏，监管缺失，导致足球发展的社会基础薄弱，行业风气和竞赛秩序混乱，运动成绩持续下滑。
“改革方案50条的出台，指出足球现状的同时，也给足球改革提供了具体的方向，如体制上的管办分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主抓青少年足球培训等。配合各部委出台的细化方案，中国足球在这几年中确实在基础层面有了明显的进步。”中国足球协会执委辜建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青训与校园足球
中国职业足球的未来在青训，青训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校园足球，这是全球公认的足球规律。据中国足协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以青少年球员为主的业余球员中，安徽、内蒙古、山西、湖南等12个省市区业余球员注册人数为0。在足协备案的各年龄段的青少年球员只有37490人。而德国是600多万人，泰国有28万人。今年历史性地进入世界杯决赛圈的冰岛全国只有33万人口，其注册球员也超过2万。
“足球运动最根本就是两条，第一个是基础，就像盖房子一样打基础，基础就是要把青少年发展上去。第二位是联赛水平，要把联赛组织好，并形成产业化，这样才能有青少年运动员的出口，才能进一步鼓励青少年参加足球运动。但就像《足改方案》里说的那样，要‘久久为功’，不可能一蹴而就。”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不久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说。
在《关于印发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的通知》里，对校园足球提出的近期目标(2016～2020年)是：校园足球加快发展，全国特色足球学校达到2万所，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过3000万人。全社会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人数超过5000万人。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超过7万块，使每万人拥有0.5～0.7块足球场地。
自2014年下半年教育部接手主管校园足球以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对近万名中小学校长、体育教师的调查显示，影响校园足球发展的五个主要因素依次是：师资队伍滞后、时间不足、经费缺乏、学训矛盾、场地不够。调查显示，91%的校长、68%的体育教师认为：影响校园足球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师资问题：一方面，在一些地区，体育师资配置不足；另一方面，在一些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虽然体育教师不缺，但高水平的足球师资相当缺乏。“不要说高水平的，就是会一点足球的老师都很少，所以培训力度需要加大；其次， 场地设施严重不足，未来校园足球、学校体育真要大发展的话，这是最大的瓶颈。”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说。
2015年1月，教育部联合体育总局、财政部等相关部门成立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各级地方政府则陆续成立了校足办，作为协调地方各部门合作的执行机构。
三年时间，教育部已经认定两万所校园足球特色校，102个试点县，12个实验区。去年年底建成了4个满天星的训练营。国家级的教师培训近3万人，加上省市的培训，共计20万人参训。
2017年初，足协又发布了《中国足球青训体系建设“165”行动计划》，即完善中国足协与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校足办”)在统一规划下的工作机制，推动青训中心、职业俱乐部梯队、社会足球青训机构等6个平台的建设，同时强化技术服务、青少年竞赛训练体系等5个方面的保障。这一计划旨在打破体育与教育两个系统之间的壁垒，让青训体系具有更广泛、更扎实的底座基础。
“校园足球这几年的发展确实很好，但过于求速，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网络上流传的‘足球操’等流于形式的足球课，地方对中小学过于看重竞赛成绩，挑尖子。它既破坏了足球普及，破坏了足球人口增长，很多有天赋的人失去了踢足球的机会，根本没办法露头，同时，也导致了足球人才的匮乏，导致国家队整体水平的落后。这就是方向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方向错了，一切都错了，底下再努力没有用。”张路作为教育部校园足球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委员，也为中小学足球课编制视频教学片，对此深有感触。
对于校园足球，张路有一套完整的思路。现在正与老东家国安俱乐部一起，向北京各地区的一百多所小学提供小场地围栏、服装、管理系统，并通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给予足球老师每人400元/年的补贴。预计今年投入1500万。
国际足联对草根足球、6岁到12岁的小学生的规划是，建立4v4、5v5的小场地围栏。“为什么这样才有效果？因为在小场地围栏里边，空间小，有围栏，不用跑那么远捡球，每个球员的触球次数就多，时间长了，反应能力也就快。就是让他们瞎踢，这种对战的方式不要求有那么高的教练水平，在对战的同时也能提高他们的创造力、合作意识、足球思维。这是国际足联总结出来的足球规律。”张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认为，小学阶段对学生搞好足球普及和启蒙非常重要，在初中、高中、大学阶段，则应该注重 组建校园梯队，进行校际间的足球竞赛，并从中选拔优秀人才。但不能完全丢弃学习，在有着完善校园足球体系的韩国，每个在不同联盟踢球的小球员，都可以在毕业后进入更高级别的学校继续足球生涯，但是有一个前提是，如果没有完成必修课程，无法继续升学和踢球。所以韩国足球职业联赛的运动员几乎都是大学毕业生。“但足球是淘汰率很高的运动，我们不应该像以前的足球培养方式那样，种了一棵树，毁了一片林。”张路说。
改革进入深水区
中国足球想进世界杯，还要多少年？采访中，有人说15年，有人说20年，有人说30年。
无论如何，大家的共识是，10年之内，中国足球都是打基础的阶段。围绕着《足改方案》出台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之下，国内的足球场地明显增加，校园足球开展火热，青训梯队也在逐步建立。面对良好形势，此前在德国受到习近平接见的志丹县足协主席丁常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行政力量用好了，对足球是有帮助的，但好的政策一定要坚持，有延续性，如果还像以前，一个领导上来一个思路，那就完了。”
作为革命老区，没有任何足球资源的志丹县，搞竞技体育并不现实，早在2003年，时任国安俱乐部副总张路就建议丁常保踏实“发展校园足球、举办学生联赛”。县足协在2003年成立后，丁常保到处拉赞助，但这只是杯水车薪。后来经过张路的引荐，志丹县在2009年11月被纳入“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计划”。次年，中国足协又授予其“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目前，志丹县的足球普及率高达30%，成为国内草根足球的代表。
丁常保的担心不无道理，中国官员管理足球的历史由来已久，为了2002年的世界杯，官员阎世铎两次暂停联赛升降级。2008年奥运会，官员谢亚龙搞联赛南北分区，韦迪提出国奥打中超。2003年甲A联赛改成中超的最后一年，官员南勇作为足协的领导制定了有漏洞的联赛积分规则。差点导致“输球保级”国际笑话。
2017年1月18日在武汉召开的第十届中国足协第三次会员大会原则通过“2020行动计划”。计划提出，到2020年，青少年足球注册人口达100万，其中女足10万；构建涵盖校园足球、职业足球等领域的业务发展体系；FIFA世界排名男足进入前70位，女足进入前10位。男足各级国家队设置的大赛目标为，2019年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亚洲杯打入四强，2017年22岁以下(U22)亚锦赛小组出线，2019年U23亚锦赛打入八强。
为了进一步提升本土球员实力，充实国家队实力。2017年以来，中国足球对中超联赛连续发布引援调整费(控制外援转会价格过高)，限薪政策(控制队员薪水过高)，U23政策(为了让本土23岁球员有更多上场机会)，“梯队捆绑俱乐部注册制度”等政策。
依据“梯队捆绑俱乐部注册制度”制度，中超和中甲俱乐部必须独立拥有U19、U17、U15、U14、U13五级梯队，中乙俱乐部则必须拥有U15、U14、U13三级梯队，这些梯队必须是俱乐部自己拥有所有权，不允许过去的“挂靠”方式，否则中国足协将不给相关俱乐部进行注册。
这一政策很明显是为了完善各俱乐部的青训建设。在此之前，俱乐部“重视青训”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句口号，吆喝声多、行动者少。中国足协“补短”青训体系的措施，还包括增加青少年培养发展预算，建设青训中心，在全国青少年联赛中推行单年龄段建队比赛，避免以大打小和双年龄段球员缺失现象。
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在2018赛季联赛动员大会上表示，中国联赛虚火必须降下来，要敢于向顽疾开刀。他说，“盲目投资、恶性竞争等联赛的虚火必须降降温，只有这样职业联赛才能走上良性的健康轨道。我们深知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敢于涉深水区，啃硬骨头。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
“目前来看，基本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政策都没有跟俱乐部有过深入沟通，这必然不会达到政策制定的初衷。我认为市场行为应该让市场来调节，而不应该用行政手段。足协在制定政策前一定要多与行业人士沟通，不要自己拍脑门，听某人出个主意觉得不错就去执行。举几个例子，因为去年的中超联赛射手榜前10名只有一个本土球员武磊，有领导竟然打算提升本土球员的进球积分。还有些具体问题，职业足球运动员上学问题，包括税收优惠问题。这些到现在都没有很好解决。”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该人士认为管办分离以后，体育总局对中国足球的管制反而更严了，“急于出成绩啊，要不然没法交待啊。”
“几十年的国家行政管理习惯和公务员优越感，导致现在足球管理者的思维停留在‘我们怎么管好’而不是‘怎么动员大家把事做好’的层面上，没有深究足球到底是什么。”中超之父郞效农多年前的观点依然是本次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的心声。
随着中国足球改革进入深水区，更多的“硬骨头”摆在改革者面前，这份足球大考有待时间的检验。
摘编源自：中国新闻网
记者：李行、蔡如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