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歐洲多名元首參加反恐怖遊行，到《查理周刊》脫銷，筆者不禁對於這個自由主義傳統深厚並誕生了啟蒙主義的民族深表敬意。同時更引起了公眾對法國式諷刺的探究。可以說，諷刺，是一個社會公民批評政府和體現言論自由的最高形式。一個社會、政府對譏諷的容忍度有多大，一個社會的自由度也有多大。

　　法國人一向為自己嘲諷一切的幽默感而自豪。法國式的諷刺漫畫，曆來在其曆史上有著深厚的傳統。當法國啟蒙時期出現了民主思潮、啟蒙主義，當時的知識界為向識字不多公眾傳播這些思想，漫畫恰好承擔了這種啟蒙的功能。一副諷刺漫畫比一篇文章對政敵有更大的打擊力度。從法國大革命起，一些傳媒不斷挖苦具有壟斷性質的天主教會和法國王室，認為連耶穌都可以拿來開玩笑才是言論自由的體現。例如，法國著名報紙《費加羅報》在１９世紀初創刊時正是以諷刺漫畫起家。無疑，今天的《查理周報》繼承了這一風格。該雜志常常把法國政界高層人物和知識分子描繪成酗酒、縱欲之徒。這種包括獨有的招牌式的無所不用其及的挖苦，是法國式諷刺鮮明的特點。盡管幾年前《查理周刊》的編輯和漫畫家們曾經遭遇過數次死亡威脅。但是秉承諷刺是最高形式的言論自由精神的《查理周刊》的采編人員依然特立獨行，這種立場為他們在法國同行中贏得了令人尊重。

　　法國式諷刺給筆者留下的另一個印象深刻的是法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安德烈.紀德。紀德在1936年訪問蘇聯期間，曾和另一位法國作家關於諷刺和言論自由、獨立思考的表述。紀德在《訪蘇歸來》裏談到和集權下的蘇聯少年交流的情形中發現：所有的蘇聯少年對於現政府的觀點是一致擁護，這與蘇聯百姓家裏掛的千篇一律的斯大林畫像驚人一致。以至於紀德認為：“從他們臉上看不出一絲諷刺的跡象”。對此，另一位與紀德一同訪蘇的法國作家對紀德說：“您認為那是好事嗎？小孩子小時候不會諷刺挖苦人，長大了必然唯唯諾諾，毫無主見。我寧可小孩子學會諷刺，哪怕他諷刺挖苦的是我”。可見，法國人正是要將諷刺“從娃娃抓起”。

　　不僅是小孩子，蘇聯成年人更是在集權下不敢發聲，更不要提任何言論自由。紀德在《訪蘇歸來》一書中寫到：“如今要求的是贊同蘇聯所發生的一切；哪怕表示一絲一毫的異議，提出一丁一點的批評，都要招致最嚴厲的懲罰。我不免懷疑，今天，在任何別的國家，哪怕是在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思想還會比這裏更加不自由，更加低三下四，更加戰戰兢兢，更加俯首帖耳。”在蘇聯這個“革命”的國家裏，只有贊揚是被允許的。紀德這種對比法國式譏諷與蘇聯式與黨和政府“保持一致”的手法，鮮明的揭示出諷刺是言論自由的最高表達形式這一道理。

　　法國人可謂把“法國式諷刺”發揚到了極致。發行僅6萬份《查理周刊》尚且如此，另一份發行40萬份的《拴住的鴨子》更是以感言著稱，該雜志從不刊登廣告以保持媒體獨立，就靠訂閱和零售盈利，多數政客提起《鴨子》就非常頭疼。這種諷刺媒體的第四種權力，有力的制止了政客的濫用權力。

　　不僅如此，法國式的諷刺還蔓延到了影視領域。1970年代，法國拍攝了《人民解放軍占領巴黎》。該片講述在1970年代，中國文革向世界輸出革命，派出一支軍隊占領巴黎，法國人毫無抵抗精神，解放軍不費一槍一彈和平占領巴黎。留下一幫“合作分子”建立了中法合作共和國。整個巴黎的街道上到處懸掛著馬克思、列寧的巨幅畫像，革命標語無處不在。解放軍占領巴黎後，禁止飲酒，取締色情業，沒收所有的小汽車，出租全改成人力黃包車。但最終，最後解放軍沒能抵抗住法國資產階級酒色財氣的糖衣炮彈的進攻，全線撤退。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待這部40年前的電影，可以說影片內容談不上醜化中國人，筆者寧願把它理解成為是法國人那種天生的幽默和自嘲精神。

　　盡管有人批評法國式的言論褻瀆了神靈和宗教，違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但是，筆者認為這種諷刺，並沒有超越人類文明和文化需要相互尊重和平等共處的底線，並非禁止人們信教。而且，諷刺的使命就是要超越宗教的羈絆，演化為社會進步的力量。

作者：陳嵐樺，本報特約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