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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激活”西方,却让“海洋暴力”吞噬世界

Emma 2017-09-20 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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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应该超越西方的线性思维,来运用整体、全息、动态、有机的思维。
在近代以前,即在“世界联通、海洋时代”之前,人受制于地理环境,自然占绝对优势,天人关系是一体的、直接的生命攸关;在此情况下,人的任何“有为”都会是自毁家园、自取灭亡。除了中国及中华圈之前,全人类几乎都是依靠宗教窒息“有为”,保持静态平衡之“原始存在”;当然,走上战争的不归路、毁人毁己,另当别论。
历史上的中国,因为有“道的智慧”来调和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故而能够保持“动态平衡”,所以才有进步或发展,有知识和科技……。是“易经式”的开放性、涵融性的“有序运动”,把人类社会启动、推动的,才有今天的“天下文明”的盛况的。相比之下,任何一种排他性的思想、文化、社群和宗教等都不可能“启动世界”;因为在古代,由于没有全球海洋的“生态缓冲”,不和谐性则意味着“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径直抵消,结果为零,永恒停滞。

中国如何“激活”西方,却让“海洋暴力”吞噬世界

易经式的“有序运动”把世界启动起来
近现代人类的“大有作为、大展宏图”是何缘故?是依靠“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
欧美文明在文化与科技上是中国派生,在客观和机遇上则是中国打通“全球天下”的受益者。在1405—1433年中国打通世界海洋之前,西方是蛮荒极边、困兽犹斗。亚当·斯密说,由于没有指南针,不能进入大洋。在郑和远航之后,再加上获得了“越洋技术”(指南针、造船术、航海图等),欧洲成了“进步前沿”。伊恩·莫里斯说,这时西洋变成连通东、西半球的捷径。同样是到达美洲的距离,西欧是亚太的一半,而且顺风顺水。
近现代的西方是在一个绝佳的“地缘政治”(海洋地缘)中,无限绽放潜能 ,把其“双刃剑、负面性”宣泄于外、摧残世界;尤其是,数千年的文明成果和几大洲的资源财富汇集于西方,被用于“暴力再生产”之无限升级。
中国把西方人从自然之画地为牢和人性之神权禁锢的“双重桎梏”下,解放出来,竟然是洪水猛兽,原罪爆炸。
中华文明把世界启动起来,但差不多都是“妄动”(《道德经》曰:“不知常,妄作凶”);在中国文化能够“靖平”(平天下)之前,中华民族不得不承受致命忧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不是文明中心(华夏)的技术传播,就不会出现征服性的大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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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海洋时代——动的旋律
(二)
中华文明派生“子文明”和“对立物”(阴阳运动的矛盾体的对立面)——“文明的天敌”。后者之最是两个征服世界的战争源:历史上的“草原暴力”(游牧铁骑)和近现代的“海洋暴力”(西洋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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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征服
除了都是寄生于文明母体而弑母之外,两者又是因果关系,即蒙古征服成为一座桥梁,促进中国文化与技术向西传播,其结果却是“激活”西洋这个近现代的世界性的战争源。
中国如何“激活”西方,却让“海洋暴力”吞噬世界
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损东益西
不仅如此,王夫之说,蒙元征倭还直接把日本引向了祸害中华的海洋暴力的轨道;即《读通鉴论》卷二十一)曰:“胡元泛舟以征倭,委数万生灵于海岛,而示以巨浪之可凌,然后倭即乘仍以犯中国,垂至于嘉靖,而东南之害为旷古所未有。”而在此之前,日本人对中华和大海都是畏惧的
中国如何“激活”西方,却让“海洋暴力”吞噬世界
“神风”救了日本。它多少说明在海洋时代,大陆对于某些海岛来说,并不具有战略优势。
质言之,欧美文明与“蒙古征服、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同源、同构、同结果。汤因比说:欧洲在其玩火自焚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把海洋霸权转交给了美国;后者如果还不至于毁灭地球的话,将会像历史长河中蒙古等军事帝国那样,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宋明之际,中国经济与科技经历了快速发展,西方学者说,这是世界近代化的前奏。但就当时中国来说则是:越来越遇到生态压力和地理瓶颈。诸位须知,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虽然中国水准最高;较之西洋,从亚太扩张至美洲或别的洲洋,其难度、风险和成本皆极大。
于是,近古中国的发展的反面,压倒了正面,遂转化为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由此,文明的内在张力向外推动“战争与和平”,终于通过蒙古征服和郑和远航打通了“全球天下”,结果怎样?中国面临着空前无比的、而且最致命的忧患!但这或许就是易经式的“正道沧桑”——“先否后喜,大明终始”。
祸兮福依,福兮祸伏。宋朝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只是暂时有利于中外的和平生活,不久便加倍地资助了“文明的天敌”,并且提升欧亚草原对农耕民族的地缘战略优势,从而胡骑驰骋,长驱掩杀,犹如狼入羊群。
明朝向外开拓,尚未弥补巨大花费,则已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亚欧大陆两端的岛屿和半岛的“海洋地缘”开始被提升起来,中国近海辐聚中外海盗,必将引来那极具潜力“海洋暴力”。
中国如何“激活”西方,却让“海洋暴力”吞噬世界郑和远航打通世界。可能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亚欧两端的某些大岛和半岛的“海洋性”(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首先被提升起来;大陆海疆却沦为猎物,处处设防、防不胜防,因为海洋对于受益于中国技术的“海洋性国家”来说,是机动捷便、顺水行舟。
应该说,从那以后到21世纪初,在这个“技术时段”,大陆海疆则是战略逆境。明朝打通了“全球天下”(1405—1433年),但它却沦为全球化的首个牺牲者,这是因为:明朝未能解除草原暴力(胡患),却又招致来自海洋的忧患,更严重的是三面受敌——加上内部农民起义,这也是和打通全球天下有关。由于世界联通,美洲的红薯和玉米等物种进入中国,适宜生长于生态脆弱的山坡干地(西方学术界称为“哥伦布交流”——美洲物种的普遍移植)。这样做,眼前缓解人口与生态的压力,百年后则加倍报应;以致明末西北地区连续25年旱灾,这是闯王灭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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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再谈一谈“打通全球天下”的负面。
无可非议,郑和远航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创举。然而,凡事都有正反两面,何况中华文明每前进一步,都要承受代价或忧患。现在阐述郑和远航和世界联通的前因后果。
技术西传和世界联通,海洋代替草原成为“暴力驰骋”的捷径,而使中国富裕地区暴露在血盆大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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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西方首先“妄动起来”(老子曰:“不知常,妄作凶”):四大发明,宗教失控,人神火拼数百年、欧洲本土死人数千万;在其获得“越洋技术”(指南针、造船术、航海图)之后,又在“选民与异端”的名义下,灭绝美洲土著九千万;还有在中国传教,而引发太平天国战争,耗丧人口上亿。
中国如何“激活”西方,却让“海洋暴力”吞噬世界
17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
太平天国战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爆炸”,这也与世界联通有关,那就是美洲物种在东半球的蔓延。如前所述,明朝的“报应”:全国垦山,水土流失,天灾人祸,导致农民战争,死人几千万,改朝换代。
美国历史学家克罗斯比从生态视角称之为“哥伦布交流”(Columbian Exchange)。他说:
为了眼前的方面,我们劫掠了将来。“哥伦布交流”留给我们的,不是更丰富的、而是更贫乏的基因库。由于哥伦布的“成功”,我们这个星球上总的生命(物种)已经减少了许多,我们将会变得越来越困穷。
中国如何“激活”西方,却让“海洋暴力”吞噬世界
“哥伦布交流”——生物圈的物种分布被人为变乱。
最后,联通世界这件事是人类史与生命史的“质变”,很可能也是尽头。人们破天荒地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支持竞争与发展;幸遇天时地利(海洋地缘)的民族能够大有作为,绽放潜能。但那是“以空间换时间”,走向“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
现在看来,自从科学——工业革命以来,生物圈的寿命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在地球上的存在时间,被人为地大幅减少。康德说,不久将来会是“万物终结”;牛顿预测世界末日2060年;霍金纠正为从今往后两百年内的事。
(四)
老子“小国寡民”的寓意是,与其天下联通,连为一体,很可能就是“地球村”同室操戈、一毁俱毁;还不如是“小国寡民,……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如果文化跟不上,冒然打通天下,犹如打开世界的“潘多拉盒子”,从而发生全人类的“原罪爆炸”,世界就不可救药了。所以老子曰:“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除非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而兼顾,那么,世界才有可能是安全的。所以老子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亦即,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但现在看来,儒家文化是“失控”了,亟待扶正的。汤因比:现代世界已在科技和经济上实现了“大同”,但在文化和政治上则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人类最危险的时刻。
中国如何“激活”西方,却让“海洋暴力”吞噬世界 

西方文化的特质是人类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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