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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能否带来“全面改革的中国思路”?

总编辑John 10月26日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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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冬天,临近年末,胡舒立带着财新周刊的一个小团队,赶往北三环边上的浙江大厦进行一次重要采访。那里,是时任浙江省省长赴京下榻的地方。


尽管气温颇冷,街上随处可见裹着大衣的行人。但那是一个万物生长的年代,没有现在令人烦恼的疫情,欧债危机的余波也快步入尾声了,中国的经济增速仍维持在接近8%的水平上。


胡舒立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次的采访文章,会在2022年10月再度受到世人的关注。


大家围在一张小方桌四周交谈,气氛轻松。一个半小时的采访里,他多次谈到了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温州。


2002年-2004年,他曾经在这里担任过市委书记,推动也见证了温州模式的奇迹。


这里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GDP达80%,凭借着草根经济的澎湃发展,成为了 “中国鞋都”、“中国电器城”、“中国制笔之都”、“中国锁都”等。


高峰时,温州的民间资本超过一万亿,号称中国最富裕的城市。


不过,“温州模式”并非一帆风顺。


2008年,他早已离开温州担任省委秘书长。此时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宽松货币政策,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变得非常简单。


而温州当地的土地资源又逼仄,传统的实业没有找到好的转型升级路子,这群东方犹太人脱实向虚,一头扎入了楼市。




很多温州小老板直接或间接涉足房地产投资,靠着熟人集资、借贷、抵押工厂,加了杠杆冲进房地产。


短短几年内温州房价就翻了好几倍,市区商品房的均价飙至三四万,最贵的楼盘甚至抄到了9万一平。


温州一跃成为中国房价最贵的地方,北京上海都要靠边站。在深圳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温州的房价已经悄悄成为宇宙中心了。


不过,2011年温州爆发了民间借贷危机,进而楼市崩盘,老板跑路的事时有发生,经济走向一时陷入迷茫。为了突围,国家在温州启动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采访的前几天,浙江刚刚表决通过了《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温州转型逐渐步入正轨。


所以,财新采访团队一上来就开门见山,问“浙江的民营经济一直走在前面,不过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浙商跑路、产业空心化等,你怎么看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


他回应,前几年房地产形势一片大好,一些资金涌入非实体的领域。实事求是地说,这是阶段性的现象,也是短期需要付出的成本,可能也是很难避免的成本,是重要的一课。


“如果要问下一步浙江的民营经济怎么样,就要去看经济的主体——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们,是不是还很活跃,是不是依然还很有创造力”。


“哪怕是他现在蛰伏一时,受到一些打击,但都不要过于担心,只要浙商精神还在,闯劲还在,我们就不怕”。


这个观点,一语道破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


直到今天来看,依旧不过时。


2016年,王坚在阿里工作8年之后,推出了第一部个人著作《在线》。时任浙江省长李强读了书稿之后,答应为他的新书作序,“因为他对浙江的贡献确实有点大”。




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山区多,平原少,天然禀赋并不算优渥。


当地人常说,浙江是全国的资源小省,能源、可利用土地拥有量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0.5%和40%,自然资源丰度居全国倒数第三位。


温州2011年的民间借贷危机,穿透到最后,其实跟这种特殊的土地空间瓶颈有一定关联。


这场经济风波,也让温州成为了全国数百个城市当中,最早面临房地产拐点的地方。


它提前好多年告别了房地产的黄金时代,比谁都更早深刻领悟“房地产经济”跟“实体经济”之间的关联。同时也促成了相关决策层对于新发展路径的思考。


“浙江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都很大,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也不能再拼资源、拼消耗、拼环境、拼劳力了。”


他产生了一个理念,就是把浙江全陆域作为一个大城市来规划,进一步通过功能定位来优化空间布局,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用更少的资源要素支撑城市、产业发展。


于是,他大力推行“亩产论英雄”。


这个新概念的滥觞之地,源于与杭州一江之隔的绍兴县。该县长期人多地少,资源短缺,许多企业靠得的是圈地求发展的思路。


早在2006年,绍兴县创造性的将农业上最常用的指标“亩产量”,移植到了工业经济领域中,探索城镇土地使用税、排污费的政策与“亩产效益”挂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013年9月,浙江省政府选择了基础更为扎实、推广意义更具样板价值的海宁市,继续深化改革。下一年,又推向了24个县市区。


离开浙江前夕,企业“亩产效益”综合评价已经基本从基层探索走向了顶层设计的层面,成为浙江省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性抓手。


后来这项改革的执行细节越发成熟。


具体怎么做呢?


简单来讲,各地会对属地企业进行一场细致入微的“体检”,包括亩均税收、亩均增加值、全员劳动生产率、单位能耗增加值、单位排放增加值等不同指标……


依据这些指标,将企业分成高中低几个档次。


然后,再根据评价结果实施用地、用电、用水、用气、排污等资源要素差别化政策,扩大差别化价格实施行业范围,加大首档企业激励力度。


翻译成人话,就是亩产效益高的企业,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推动土地、用能、排污权等资源要素向优质企业集聚。


比如说,排污权指标多给一些,用地面积批大一点,金融信贷倾斜一下,水电气费用可以价格低一点


……


以前是整体规模为王,现在是单位产出为王,倒逼那些大而不强的企业转型,提高单位要素产出率。


那几年,一批内地城市房价开始香港化。在这股大浪潮中,浙江默默对标新加坡、日本这样高质量经济体。


2016年,他的岗位转到江苏,亩产论英雄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长三角最强两省共同推行的准则。


亩产效益,是他一以贯之的“经济学逻辑”。


至于温州,近几年转型升级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19 年,温州GDP 重返全国第30 位,比上年提升5 位。如今正在全力冲刺GDP万亿俱乐部。




到了上海,情况又不一样。


2018年1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经国务院批准后发布,剑指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放眼全世界,能称得上全球城市的只有两个,伦敦和纽约。 


当时的上海,想要打造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碍于体制机制,还无法像纽约、伦敦一样,成为全球资本要素的控制中枢。


而国际航运中心方面,地理条件天然劣于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想要突破国际中转业务难度较大。


这一点,与东京何其之像。


它们都背靠本国的经济腹地崛起,成为本土货币和产品国际化的桥头堡。它们在全球体系当中,对内服务的职能远大于对外控制职能。更多的是辐射内部,而不是全球配置。所以其金融中心、航运中心更像是大洲级的,不是全球级的。


从内壳上看,当时的上海跟东京差不多,只是一个国际性城市。不过,如果单论高质量发展水平,上海与东京又不在一个层次上——


上海的人口是东京的两倍,面积是东京的三倍,但上海的GDP仅为东京的一半左右。东京的强大,可见一斑。 


对于魔都来说,那种靠简单堆砌人口,消耗土地资源摊大饼的“数量”模式已经行不通了。


毕竟,上海的城市承载空间快逼近饱和了,到2020年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要控制在3185平方公里,工业用地比重要从目前的27%降低到17%左右,人口要控制在2500 万左右。


于是,18年年中,他在数次实地调研之后,提出了“四个论英雄”:

以亩产论英雄、以效益论英雄、以能耗论英雄、以环境论英雄。


改革的内涵和外延升级了,涉及到经济密度、产业能级水平、低碳转型,生态环境质量,是一种土地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自此,“四个论英雄”扎根中国最繁华的城市。


一个新的经济衡量标准,从杭州湾来到万里长江出海口,从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来到国资、外资、民资三分天下的上海。


他在多个场合反复重申,上海“不是不要GDP,而是不唯GDP,要追求更高质量的GDP”。


有媒体评论,“四个论英雄”更加考验政府在土地出让时的定力和远见——土地出让不再是一锤子买卖,招商时必须考虑环境承载力和产出效益,更多鼓励高效益产业。


特斯拉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在那场浦东、深圳、南沙、苏州都参与进来的招商大战中,上海赢得了马斯克的橄榄枝。当时上下一路绿灯,加速了特斯拉的国产化进程。


这个超级工厂,是上海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一年内就开始投产,不到3年时间就生产了100万辆电动车,带动了上海和周边地区汽车产业链的升级。




回头再看 2013年的财新周刊,里头有不少言语至今仍令人心潮澎湃。


“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就是激活了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天还是这片天,地还是这片地,很重要就是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有机会有更大的作为”。


确实,当前全球传统的政经秩序推倒重来,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此时此刻,越南印度正在觊觎全球的资金转移,韩国依靠财阀经济在全球科技树上占据一席之地,日本持续修复资产负债表三十年,美国正在瓜分欧洲的工业体系,欧亚大陆尚不知何时才能平静下来。


大国的博弈,已到了关键性的十字路口。


不管未来有什么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14亿国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始终是我们抵御外界风云的最大底气。


过去是,未来仍是。


人民始终是最伟大的存在,超越任何事物。



(最后向胡舒立女士以及财新表示敬意,一直坚守在新闻专业主义道路上。财新周刊的文章《李强:全面改革的浙江思路》载于2013年第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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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李强经济往事》

作者:黄汉城

供稿:智谷趋势(zg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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