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歲的冠捷科技有限公司(TPV Techonology)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宣建生(Jason Hsuan)回憶了關於他人生經歷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細節——他認為，這段經歷幫助他創建了這家全球最大的電腦顯示器生產廠（2007年銷售額為84億美元）。

6歲以前，宣建生的童年是在中國大陸的福清度過的。但在1949年，隨著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奪取了政權，他的父母逃到了台灣，把他留在了大陸。

在那段動盪的歲月裏，許多家庭背井離鄉，千百萬人生活在深重苦難之中。在祖父母的照顧下，少年時代的宣建生不得不盡其所能在中國大陸謀生。

他的家庭比較富有，在那個時期屬於重點“革命”對象。他的父親曾是一位成功的紡織製造業者；在1927年至1949年的國內戰爭時期，他的叔叔曾是蔣介石軍隊的重要人物。當蔣介石逃往台灣後，宣建生的父母帶著他的4個弟弟妹妹也逃到台灣。“我的叔叔殺害了許多共產黨員，”在冠捷科技的北京工廠接受採訪時，宣建生淡淡地說道。

由於被父母拋棄，而且是“走資派”家庭的一員，他在學校的日子很艱難。15歲時，他被編入“勞改隊”，到中國偏遠的西南地區安裝發電設施。兩年裏，他一直住在帳篷和露天簡易房內，外面經常是天寒地凍。而且一天只有一頓飯——“一個雜面饅頭、一碗菜飯，”他回憶道。

18歲時，他患上肺結核，最終被允許離開那裏，與他的父母在台灣團聚。兩年前，當宣建生96歲的父親在台灣垂危之時，談到了關於他童年時代的話題。

“我父親告訴我，他很後悔把我留在了大陸。當然，我當時對所發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怨恨。但我告訴他，回首往事，我最大的財富就是我在大陸度過的11年少年時光。我瞭解了這個國家和民族，我學會了如何克服困難。”

如今，宣建生能夠心平氣和地回顧那段艱難時期。1988年，他與兩位同事在香港創建了冠捷科技，現在正在著手進軍電視機製造業，計劃到2013年左右實現年收入200億美元。

冠捷科技在全球設有8家工廠，其中5家位於中國大陸（共有員工約2.3萬），兩家位於巴西，一家位於波蘭。該公司在香港和新加坡兩地上市，宣建生及其家族持有公司3%的股權。

冠捷的名字並非家喻戶曉。在該公司今年可能生產的5000萬台電腦顯示器中，多數將冠以戴爾(Dell)、惠普(HP)、聯想(Lenovo)和宏碁(Acer)等電腦廠商的名字。然而，在去年全球生產的1.9億台電腦顯示器中，該公司佔據了逾四分之一的份額。

宣建生拿的是台灣護照，但他的辦公總部仍然在香港。他外表謙恭有禮，低調友善。儘管他對自己童年時期灼痛的經歷有所回避，但他談到其中的收穫時頗為直率。

1961年來到台灣後，後來30年的時間奔波於台灣和美國之間。但他表示，如果沒有中國大陸的背景，他永遠不可能有信心於1991年在大陸開設冠捷科技的首家工廠。

這給予他十分寶貴的在大陸運營工廠的經驗，並先于多數競爭對手利用大陸極低的成本。此外，當他試圖提高工廠工人的效率和生產率時，他對大陸人心理的瞭解使他擁有一種優勢。

宣建生表示：“如果你看看我們在電腦顯示器領域的多數競爭對手，他們在大陸設廠方面遠遠落在我們後面。這使得我們擁有了巨大的領先優勢，我們在這些產品上不斷提高市場份額，就是利用這種領先地位。”該公司的競爭對手包括鴻海(Hon Hai)、華興聯昇科技(Qista)、緯創(Wistron)和群創(Innolux)等港臺製造商。

有一種觀點認為，顯示器是一種大宗商品，沒有什麼科技創新。當記者向他提到這種觀點時，宣建生似乎有些頭痛。“不是每個人都能進入這項業務。你必須擅長很多事：不僅是製造及組裝，還包括設計、成本、物流、倉庫管理、售後服務。利潤很薄（去年冠捷科技的稅後利潤是1.8億美元，毛利潤率僅為5%），這意味著控制成本極其重要。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他認為，成功與失敗一線之差，使得激勵員工的工作更為重要。他表示，近年來，他努力去瞭解和鼓勵大陸的員工，使冠捷科技幾家工廠的生產率每年提高了20%之多。

例如，宣建生談到，他認為大陸人普遍存在的一個重要弱點，是缺乏自信心和團隊精神。他表示，這與中國大陸近來的共產主義歷史（或是微妙的反抗）沒有關係，而是中國人心理的一個方面，他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我試圖盡我所能地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對我們的員工說，如果你很好完成自己的工作，這將幫助你得到50分（滿分是100分）。但如果你幫助公司的其他人，特別是其它部門的人，那麼你很有可能拿到80分。”

宣建生還在冠捷科技的大陸工廠啟動了一個名為“提高之夜”的項目，試圖營造一種參與的感覺，並幫助員工獲得通識教育。“我們將組織一個讀書活動，總結管理一家公司的最佳方法。我們可能挑選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的《贏》中的一個章節，以及另一篇有關（負責創造的）右腦如何與（負責邏輯的）左腦協作的文章。我發現，總體來說這有助於我們提高效率的目標，並逐漸使公司變得更加強大。”

他表示，其中許多想法的靈感直接來自于他成長時期面臨的種種困難。更為傳統的成長經歷，可能使人避免遭遇很大的苦難。但宣建生在自由市場的現代中國的成功，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歸結於他在動盪時期學到的生存經驗。當宣建生談到未來幾年實現公司銷售額翻番的目標時，他開了一個玩笑。“我有一個5年計劃，”他表示，“你看，我是共產黨員。”  

譯者：何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