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經濟社會高速運轉，各種不幸的偶然事件交織呈現，偶爾出現幾次類似事件的重複和交疊不難理解。但如果是在一個地方三番五次、乃至十餘次地出現像自殺這樣的悲慘事件，顯然就不是孤立的、或偶然的事件了。

　　眾所周知，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求生的欲望是每個生命體的本能，輕生是人類社會罕有的特殊現象。發生在富士康工廠的十餘起員工跳樓事件，這種自殺模式類似於心理學上所說的“群體自殺”，即一起自殺引起諸多盲目效仿者，這種現象通常發生在學校或年輕人聚集的群體中。毫無疑問，其根本原因絕不是員工自身的問題。

　　“N連跳”的背後，一方面是代工領域的過度競爭造成毛利不斷下滑，富士康靠雇傭更多廉價勞動力、鼓勵員工加班以延長勞動時間獲取利潤；另一方面是新一代打工者的心理狀況已經不同於上一代，他們更多意識到自身的艱苦生活與同齡人的舒適生活之間的差距，也更善於通過手機、媒體及互聯網獲得信息，有著更多的向往和追求，不願意成為賺錢的機器。

　　匪夷所思的是，在發生“十一跳”之後，富士康公司竟組織員工簽訂“不自殺協議”，要求員工如果再次發生自殺，不能向公司提出法律法規之外的過當訴求。試圖通過簽訂協議來約束、勸告員工不要自殺，是一種推脫責任的做法，不可能對輕生之人產生約束力，當一個人連死都不怕的時候，將無視任何協議。有評論指出，要知道富士康“連環跳”的主要原因在哪兒，看看富士康的這份冷漠協議便可知一二。

　　也許，問題的主要原因的確存在於富士康公司。但追根溯源，根本原因卻在中國大陸30多年來形成的不可持續發展模式，以及由此產生的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早在2008年，按匯率計算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已躍居世界第三位。而獲得這個地位的途徑是充當“世界工廠”，這種定位於全球產業鏈底端，靠消耗資源、損害環境、犧牲勞動者的健康、幸福乃至生命來維持的模式，不僅在環保層面無法持續，而且在人道層面，也不能允許再持續。

　　據世界銀行測算，中國2009年的基尼系數是0.47，遠超0.4的國際警戒線。並且，中國的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美國。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中國已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土地、資源、資本、“關系”、“身份”及腐敗等因素在中國國民收入分配中的負面作用日益凸顯，成為加劇貧富懸殊的“催化劑”。

　　據2009年福布斯中國財富排行榜顯示，前400名富豪中有154名來自地產業，而前十名超級富豪中有5名是地產商。有學者分析指出，中國貧富兩個人群的形成與人的價值的恰當實現並無必然聯系。財富一旦被塗上了原罪的色彩，就引起人們的強烈不滿甚至仇富心態。

　　近年來，大企業特別是金融業領域高管與廣大職工的收入差距明顯擴大，管理層年薪動輒數十萬、數百萬甚至上千萬，而大多數員工月工資一兩千元，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僅嚴重脫離中國國情和基本收入分配原則，而且有違公平，招致民怨，無疑會埋下社會矛盾的隱患。近年來的多起罷工事件和通化鋼鐵集團的流血事件，大多都直接與此有關。

　　現在，中國政府意識到，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靠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形成“低價競爭策略”，已經難以為繼，企業轉型和產業升級迫在眉睫。已對調整經濟結構、推進經濟轉型做出全面部署。關鍵是地方政府對中央政策的落實。更為重要的是，必須盡快解決長期積累形成的收入分配失衡帶來的貧富懸殊問題，消除“兩極分化”給中國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帶來的危險，才能由此突破內需和消費不振的瓶頸，使富士康“N連跳”的慘劇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