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否是巧合，美中兩國領導人的換屆時點都提醒人們，這兩個大國之間的關係將給未來數十年裏的國際秩序帶來深遠影響。美中兩國能否友好相處具有重要意義，不誇張地說，它將決定我們要面對的是戰爭還是和平。這兩個國家是將互為競爭對手還是彼此為敵？既有強權與崛起中強權交鋒的歷史先例很難讓人感到鼓舞。

　　與我交談過的每一位有長期駐華經歷的西方官員都提醒我稱，西方對中國的內在運作機制知之甚少。中國已向世界開放了自己的經濟，但其政治的特點以及運作機制仍然很不透明。拿習近平來說，他與外國人士的多次會面迄今為止充分地展示出了什麼叫做“神秘莫測”。

　　與胡錦濤這位的接班人有過數小時交談的幾個人事後坦言，他們對於習近平想把中國引向何方僅形成了最為粗略的認識。沒錯，習近平表現得很有自信。他認為所謂的“太子黨”在管理國家方面理應獲得一席之地。當話題轉向體育運動時，他的神情會變得活躍起來。相對於胡錦濤來說，習近平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人脈更廣。

　　這就是西方對於習近平的所有印象。至於他的短暫失蹤，從西方外交官、間諜和竊聽者提供的各種資訊中可以得出一些貌似合理的猜測。官方給出的背部拉傷的解釋似乎缺乏說服力。最合理的猜測是，他接受了某種外科手術——雖不致威脅生命，但足以讓他取消活動並退出公眾視野長達數周之久。

　　如果問中國通們習近平在2023年離任前想把中國帶至何方，他們給出的推測不會與純粹的猜想有什麼區別。中國崛起的事實讓習近平這代領導人較他們的前任更加自信。但自信是否會發展為自大，果敢是否會發展為擴張主義？在華盛頓，官員們在談論中國外交政策中的三派觀點。

　　第一派觀點是鄧小平所謂“中國應韜光養晦”的訓誡——這條原則使得鴿派和鷹派達成了巧妙的妥協。鴿派得到了關於外交衝突不會妨礙國內發展的保證；鷹派則由此相信，當中國變得足夠強大時，屬於自己的時刻就會到來。鄧小平的這一至理名言至今仍有不少擁護者。

　　第二派觀點認為，即使中國實力變強大了，與美國發生衝突對中國也幾乎沒有任何好處：互相依存是中美兩國政治與經濟生活的現實。但是，第二派觀點得到的支持現已有所減弱。第三派觀點則指出，中國已經蒙受了足夠多的屈辱，在國際事務中恢復自身應有身份和地位的時機已經成熟。這一派觀點在解放軍中擁有不少支持者。

　　習近平在外交政策上持何種觀點至關重要。從他少有的幾次公開講話來看，他的觀點更接近於鷹派。民族主義已經滲透進中共的血液中，所以，習近平不太可能在南中國海及東中國海領土爭端問題上採取溫和立場。至於這是否等同於中國渴望與美國展開對抗，則仍是一個沒有定論的問題。

　　中國官員一直高度重視本次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經濟暴露出的問題。一些人認為，美國即將迎來一輪不可阻擋的衰落，另一些人對此則沒有那麼肯定。美國仍擁有許多優勢，從人口結構、經濟活力、地緣環境到科技實力。

　　不論出現的是哪種情況，習近平上臺後都將面臨他自身要面臨的挑戰。將薄熙來開除出黨也許化解了中共最高層內部的權力鬥爭，但中國無法再指望兩位數的經濟增長。中國的人口趨於老齡化，工資水準日趨上升，勞動者也不再那麼聽話——合同制造商富士康旗下工廠近期發生的騷亂就已證明了這一點。

　　雖然中國國內沒有出現要求施行西式民主的強烈呼聲，但中國的數字媒體上充斥著要求政府更加負責以及要求制止助長超富階層炫耀式消費的腐敗行為的呼聲。習近平上臺後的第一、第二以及第三要務將是，在社會發生著不可預知的劇變的情況下維護中共的權威。

　　任何關係都由兩方面構成。如果我們可以合乎情理地認為更加果敢的中國預示著危險，那麼美國是否會採取什麼措施來影響中國、使其從零和思維轉向大國政治？

　　美國總統選舉活動中出現的言論，根本無助於提振人們對美中關係的信心。奧巴馬承諾要對來自中國的進口加以限制；羅姆尼則有意宣稱中國為匯率操縱國。共和黨副總統競選人保羅•瑞安認為，美國與中國“決一勝負”的時刻已經到來——不論這到底意味著什麼。

　　奧巴馬將“重心”轉向亞洲的舉措已在北京引發了反沖。但是，近期海上爭端驟然惡化並不全是中國的錯。美國的回歸為中國的某些鄰國壯了膽。有些時候，中國政府所謂“其他方面先破壞現狀”的指責是有一定道理的。

　　對這些爭端來說，不存在什麼快速解決辦法，因為這些爭端的根源既涉及歷史因素，又涉及未來自然資源的佔有。現在需要的是建立一個新的“現狀”，以避免棘輪效應。東亞上演軍備競賽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這件事關系到的東西，遠遠不止是一連串無人居住的小島。

　　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斯，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譯者：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