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路徑不同了。1979年的改革，從零甚至從負起步，只要敢於邁出去，哪裏都有路，哪裏也都是路，所謂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根本原因就在於彼時會飛、敢飛的鳥不多，會躍、敢躍的魚不多。三十多年後，天上早已是各種各樣的鳥、水裏也是各種各樣的魚，往任何一個方向前進，都要觸碰到既得利益者。這就決定了當下的改革路徑選擇，不可能再是摸著石頭過河，而必須事先做好頂層設計，如何選擇路徑、以及更為重要的——如何對待這條路徑上的攔路者。

　　第三，改革的受益面不同了。1979年，在普遍貧窮的平等下，實現“帕累托優化”的空間極其廣闊，無論怎麼改，都能制造紅利的增量，都能做大“蛋糕”。而當改革進行了三十多年之後，雖然“蛋糕”更大了，但每人能吃到的“蛋糕”參差不齊，於是“分蛋糕”的問題不時對“做蛋糕”形成制衡。雖然大多數的民意仍然支持改革，但具體到改革措施，則各有利益立場，容易出現分歧。當今改革要繼續深化，一方面固然是要尋找改革紅利的新的增量所在，另一方面，則無可回避第要觸及改革紅利的存量分配調整。任何對紅利存量的調整，都不可能繼續“帕累托優化”的進程，必然要遭致一部分人的反對、阻撓。

　　第四，改革的動員成本不同。1979年，經曆了近70年的各色革命、尤其是文革浩劫之後，普遍貧窮，人心思定，渴望安居樂業。人們的要求並不高，甚至僅僅是期望能吃飽飯。低要求的民意，再加上執政者充沛的權威資源，導致改革所需的動員成本相當低廉。而三十多年後，改革紅利分享與成本分攤都欠缺公正，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會撕裂，傳統的“三大差別”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拉大，農民和農村繼續為改革承擔著最大的成本。在既成的非均衡的紅利分享與成本分攤機制上，要繼續推進改革，其動員成本將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如何吸引及滿足弱勢群體的要求；二是如何增大此前的少部分強勢群體對改革成本的分攤及減少他們對改革紅利的攫取。要實行這樣的動員，並且在某些方面已經透支了權威資源的情況下，改革的動員成本將大大高企。

　　第五，改革的“敵人”不同。1979年，改革最大的“敵人”，在於反改革的保守勢力。三十多年之後，反改革的保守勢力雖然還有，但已非主流，改革的“敵人”更多的是在此前改革過程中制造出來的既得利益集團。這類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敵意”或許並不很強：為了長遠利益，在感覺自己還有足夠出路的前提下，他們或許會選擇妥協。要解除這個“敵人”的武裝，非常關鍵的一個技術細節，就是改革的調整必需在法治的軌道上進行，尊重既成事實，建立有規則的博弈。任何運動式的剝奪，不僅會講既得利益集團逼入對抗的死角，而且也會破壞改革最為基礎的法治精神。更為確切第說，到了如今深水區的改革，其“敵人”不再是某些特定人群，而是缺乏規則的博弈體制。

　　當然，從技術操作上看，改革的“敵人”在1979年時，是“極左勢力”，而在當下，則是腐敗的老虎和蒼蠅。三十多年來，“敵人”從政治認定到法律認定，無疑是一種進步。而無論是哪種“敵人”，都無疑使改革動員的實際抓手。對於這樣的“敵人”，在法治下予以嚴厲打擊，能減少改革動員的成本，提升動員的效率。

　　第六，改革的外部環境不同。1979年改革起步時，中國擁有一個相對和平的外部環境，雖然與蘇聯的關系相對緊張，但冷戰體制下的合縱連橫，也令中國贏得了西方發達國家的支持，從而獲得了資金、技術、市場。與周邊國家之間，除了越南，基本沒有發生邊界沖突。那時的韜光養晦，既是外部環境相當和平使然，實際上也是別無選擇——畢竟，彼時遠遠缺乏與人爭雄的力量與資本。

　　而如今，改革的大背景是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美蘇對抗為主軸的冷戰格局，早已消失；如果還可能再度出現新的冷戰，主角倒完全有可能由中美出演。對於中國的崛起，美國從冷戰後期的適度扶持與鼓勵，轉為如今的全面遏制。而中國自身，隨著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急劇提升，以及與國際經濟千絲萬縷的關聯，早已不再是此前的“大國兼弱國”，而是“大國兼強國”，繼續奉行所謂的“韜光養晦”，不僅已經與自己的體量不相符合，更與自己體量所應承擔的責任不相稱，也容易引發更大的猜忌。

　　這與美國崛起的曆史進程相仿，當體量和影響力達到了一定程度後，都決定了“孤立主義”的不合時宜，國家利益線早已遠遠超越了國境。

　　作者：雪珥

　　節選源自：《百年渡一河——習李新政的曆史坐標》（刊發於《中國經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