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產業轉移趨勢明顯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劉剛教授認為，隨著北方經濟發展速度的加快，近年來京津城市群之間的產業分工、市場聯系、區域貿易聯系和產業轉移上都呈現出不斷深化和發展的趨勢。在產業分工方面，京津之間產業結構分工明顯，京唐和京石區際分工程度不斷提高。在市場聯系方面，京津城市群之間在食品、餐飲、中醫藥、機電、文體等居民消費品的價格方面正在走向趨向，市場一體化程度不斷提高。另外，京津冀在區域內部的貿易上存在密切的聯系，呈現出不斷加強的趨勢。近年來，隨著北京產業結構的調整，京津冀城市群之間產業轉移趨勢明顯。

　　隨著經濟全球化第三次浪潮的到來和京津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的加快，京津冀協同發展進入到新的階段。劉剛認為，在新的階段，京津冀協同發展表現出以下特點：

　　第一，從空間結構上看，由“雙核”逐漸向“雙核多中心”的網絡化方向發展。在京津冀地區，作為直轄市，兩個超大型城市京津共同構成了京津冀城市群的“雙核”。隨著人口與資源和環境約束的加強，京津，尤其是北京人口、功能和產業向周邊城市的轉移和疏散將形成趨勢。隨著周邊城市功能的完善，將出現“雙核”加“多中心”的網絡化城市發展形態；

　　第二，城市功能區塊的劃分越來越明顯，共同打造以科技創新中心和文化中心在內的世界城市。在京津冀區域發展中，將形成濱海地區港口和重化工業區、京津塘科技研發服務和高科技產業聚集區、京唐和京保石現代和傳統產業發展帶、北部生態區。各功能區之間將形成特色產業集聚和分工協作的發展格局。

　　第三，在重視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加重視區域內部生態環境的建設和公共設施及服務的共享。

　　但是與珠三角和長三角城市群的發展相比，京津冀的協同發展仍然存在著差距。近期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城市群藍皮書中國城市群發展指數報告２０１３》中指出，在三大城市群綜合指數名中，珠三角城市群位於第一，長三角城市群居次席，京津冀墊底。其中，人口等資源發展不均衡成為京津冀最大軟肋。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受到行政劃分和固有利用格局的影響，將可能影響和遲滯京津冀城鎮化的進程。

 　　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周立群教授表示，珠三角、長三角地區整體的經濟發展水平、收入水平比較接近，中心城市與周邊的城市群收入差距並不大，因而產業技術轉移時，可以由大城市轉向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轉向小城市。而京津冀地區落差很大，產業和要素轉移時，承接城市的人員素質和產業基礎導致無法對接，制約了地區的整體發展。

　　京津冀協作要解放思路

　　周立群教授表示，京津冀協同發展，需要解決好觀念和思路的問題。

　　首先，要通過市場機制構建區域合作，不能只是政府間的協議和握手。周立群認為，最主要的是如何促使各類要素在京津冀區域內自由流動。周立群認為，要在區域合作中培育一系列商會，聯盟，協會等，由這樣的市場組織來破冰。而政府要做的，就是大力度進行改革，使這些通道與路徑暢通。包括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放開原有對企業的束縛等等。另外，各省市要學會“換位思考”，建立共建共享的觀念，才能在合作中找到發展的突破口，獲得更多紅利。

　　劉剛教授認為，長期以來，制約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關鍵因素是城市群之間，尤其是京津之間缺乏清晰的功能定位。北京市依托獨特的政治資源，城市功能日趨多樣化，人口的聚集和空間的擴展，使首都患上了“大城市病”，造成人口和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的越來越突出。更為重要的是，這種依賴行政權力而發展起來的科技教育中心、金融中心和其他經濟中心非首都功能，更多地表現為權力經濟的結果，嚴重阻礙了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作用中的發展。而地方主義的“一畝三分地”思維和行政幹預，進一步加劇了資源配置的扭曲。

　　周立群教授認為，盡管從產業的角度，天津和河北這兩個省市，積極性很高，河北和天津在京津冀合作中需要的資源較明確，但做得還遠遠不夠。只有共建共享，才能破解各自的難題，才有可能完成自身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

　　劉剛教授表示，京津協同發展的前提首先是還北京首都功能定位，通過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國際交流中心的著力打造，加快成長為世界城市的步伐。其次是還天津北方經濟中心的功能定位，建設成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研發轉化基地、國際航運中心、對外開放的門戶和區域經濟中心。

　　依托市場推進協同

　　除了在城市功能定位等方面做好頂層設計外，專家認為還需要在基礎設施規劃、改革同步方面協同推進。

　　周立群教授認為，比如基礎設施，不光是公路，還涉及管網、涉及空港和海港。“總書記這次主要講的是合作、講的未來趨勢是一體化，也就是同城化，到那時，天津港就是北京港、就是京津冀港。而在新一輪的改革中，三省市的改革方案需要同步。如人才的認證，要素流動，金融的注冊登記，包括出口等，可以在三個省市實現聯動。

　　周立群認為，例如解決霧霾問題，是京津冀合作“破冰”很好的一個突破口，並且非常之迫切。他認為，在治理的過程中，可以形成聯動，諸如汽車限號聯動、網絡聯動等。“當然這涉及利益補償等一系列問題。”

　　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王金傑認為，在市場一體化的過程中，實現區域要素、資源公平自由流動，這就需要構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規則來實現。例如，區域合理發展、產業合理布局、市場體系建設、社會保障和公平福利制度建設等，只有構建好自由流動機制才能形成高端要素的流動、企業和產業的重新布局。

　　王金傑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就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提出了多個層面的要求，這就要求京津冀區域合作不單純是政策層面或者產業性的合作，而是應按照“要素－企業－產業－城市群－城市共同體”的路徑來協同發展。例如，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有三條主要線路：

　　一是“研發－轉化－生產”。北京科研能力強，其科研投入比例是河北的１０倍；天津的科研轉化承接能力強；河北的石家莊、唐山等城市的生產能力強。這就構成了一條“研發－轉化－生產”的鏈條，這個鏈條恰好排布在京津冀發展的縱向主軸上。

　　二是“國際城市”對接“國際港口”。北京提出要建設成為“國際城市”，這需要天津、河北乃至山西、內蒙古的腹地支撐，天津正致力於發展成為“國際港口城市”，也將為北京提供港口服務。目前天津濱海新區在發展中已經於河北曹妃甸港口、黃驊港、秦皇島港形成了沿海產業帶，以濱海新區為中心的軸線形沿海帶將於北京形成良性互動，實現資源優勢互補。

　　三是金融總部與金融創新的協調。天津和北京在服務業方面的產業對接中最重要的是金融業。設立在北京的金融總部涵蓋了金融業的各個領域，而天津濱海新區的金融“金融創新”布局，建成了一批交易市場，創新了多種金融衍生品。在此基礎上，北京與天津有望形成金融總部與金融創新的協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