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角逐與國家實力
发表于 2008-08-16 11:05丹尼爾‧約翰遜教授的相關研究早在2002 年完成,研究報告《雙季記:夏季與冬季奧運會的參與與獎牌數》(“A Tale ofTwo Seasons: Participation and Medal Countsat the Summer and Winter Olympic Games”)於2004 年在《社會科學季刊》(SocialScience Quarterly)上發表。基於此研究中提出的經濟模式,約翰遜教授于近日對北京奧運會的各國獎牌/金牌總數進行了預測。根據約翰遜教授的預測,在2008 年北京奧運會上,美國將獲得最多的獎牌數(103枚),而中國將獲得最多的金牌數(44枚)。獲得獎牌最多的前五個國家依次為美國(103 枚)、俄羅斯(95 枚)、中國(89 枚) 、德國(66 枚) 與日本(37枚)。
類似的預測還有全球著名會計事務所普華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 PWC)於今年6 月公佈的一份由約翰‧霍克斯沃斯(John Hawksworth)撰寫的研究報告《經濟咨詢報告:模擬奧運成績》(“EconomicBriefing Paper: Modeling OlympicPerformance”),和美國達特茅斯大學塔克商學院(Tuck School of Business atDartmouth)的經濟學教授安德魯‧伯納德(Andrew B. Bernard)所作的一項研究。
普華永道的報告預測認為,中國將在北京奧運會上以88 枚獎牌——領先第二名美國一枚獎牌的優勢,首次在獎牌榜上名列第一。獎牌榜上接下來的三個國家依次是俄羅斯(79 枚)、德國(43 枚)與澳大利亞(41枚)。日本以34枚名列第六。安德魯‧伯納德教授對2000 年悉尼奧運會和2004 年雅典奧運會都做過預測。他對此次北京奧運會的預測于本刊發稿時還尚未公佈(預定於8 月初公佈)。他預測的方法與數據發表在2004 年《經濟與統計學評論》(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的一篇學術文章《誰與爭鋒:經濟資源與獎牌總數》(“Who Wins the OlympicGames: Economic Resources and MedalTotals”)中。
方法論
約翰遜的研究主要是基於幾個社會、經濟變量: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人口數量、政治結構(是否是一党專政或君主政體,或是否是前蘇聯國家)、氣候,以及是否是舉辦國等。約翰遜的研究認為,人均收入高、人口眾多、政治結構集中、氣候寒冷,和作為舉辦國或與舉辦國相鄰都給一個國家在贏得更多奧運獎牌上以優勢。基於這些變量,約翰遜計算出一個國家要派出一名運動員參加奧運會、以及每多贏得一塊奧運獎牌所分別需要的“經濟成本”(對人均收入水平的要求)。
普華永道與伯納德教授的研究運用了同一組變量,只是另外加入了上一屆奧運會的實際獎牌數。約翰遜也承認上一屆奧運會的獎牌數是一個很相關的因素,加入這一因素將使預測結果更加準確,而且加入這一變量的預測方法也將隨著奧運會不斷的舉行,即參考數據的不斷積累而越來越趨於準確。
運用基於一些客觀變量的經濟模式對充滿了運動員的努力與各種偶然性的奧運比賽進行預測,很多人也許會對這樣的研究方法表示質疑。約翰遜解釋說,經濟學家用一萬年也預測不出哪個運動員、甚至哪個國家將贏得哪一項具體的比賽項目。那樣的預測無異於賭博。運動員的努力是微觀的,但國家所獲得的獎牌總數卻是宏觀的,是有規可循的,“就像經濟學家不太可能預測出你在未來的收入變化,卻可以預測出一個國家下個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一樣。”
在具體方法上,蓋保德對隨機挑選客觀變量的方法提出了批評。他說,嘗試哪些客觀變量與國家獎牌數是相關的,並把這些變量放在一起製造出一個等式,這樣的方法並不是科學的研究方法。這樣的等式可能適合一個或幾個國家的數據,但把它強加給其他所有國家卻有些牽強,也缺乏依據。
如何看待這些預測
約翰遜進一步指出,“預測”只是他的研究的一個側面,是常常讓媒體激動的一個表層。他的研究的目的,是通過“預測”的過程讓人們認識到每個國家並不是在平等的基礎上在奧運會的國家獎牌榜上競爭的。就同樣的評分標準、同樣的比賽規則而言,每個運動員之間的競爭是平等的。但對於不同國家來說,人均收入高就意味著國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並參與體育項目;人口眾多,意味著選拔運動員的範圍更廣、挑選出優秀運動員的可能性更大;政治結構集中意味著國家可以集中力量發展體育事業;等等。因此,國家之間並不是在平等的基礎上來奧運會競爭的。“人們在看待這些預測結果的時候,與其把它當作一種高人一等的自豪,不如把它當作本國可以實現的目標。”
他接著解釋道,當一個國家被預測能夠獲得5 枚獎牌卻實際獲得7 枚的時候,那個國家就值得舉國慶祝。但如果它被預測能夠獲得10 枚卻實際只獲得7 枚的時候,它的領導人們就需要進行一些嚴肅的思考了:如果這樣的結果是因為政策制定者把教育與醫療事業放在了比體育事業更優先的政策地位,那就沒什麼可遺憾的;但如果是對體育事業投入很多但還是效果不佳,政策制定者就要考慮投入的分配是否合理等問題。
約翰遜建議,人們在觀看比賽的時候,更應關注運動員的拼搏與競爭,而非國家獎牌榜之類的攀比。蓋保德也強調,“我們要考慮清楚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國家獎牌榜到底能夠說明什麼?”這些預測研究皆揭示出了一個道理,即國家的獎牌總數是一個由多個客觀變量綜合作用的結果,並不是一個由單一變量影響的結果。因此,有些國家排名低一些可能是因為他們在政策優先上把教育與醫療事業放在了競技體育的前面,有些國家排名高則主要是由於政治結構集中,能夠無需投票與市場的支持,就把大批的資源投入到體育事業中,所以很難說排名高就意味著國富民強。
蓋保德提醒道,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老百姓享受體育的機會、金錢與時間還是很有限。“中國人均擁有的游泳池、滑冰場還是很少。”獎牌多是好事,但獎牌多與全民體育還有一定距離。
以上兩位專家的觀點為我們理解奧運獎牌總數的意義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奧運會是中國振奮民心,提升民族自豪感的一個好機會。但這種自豪來自于中國深厚的文化底蘊、中國人對體育的熱愛、中國人向世界所展現的積極風貌與體育拼搏精神,並不來自於名列國家獎牌總數榜首的名堂。在世界喧嘩中國崛起的時候,我們需要保持一顆自醒的心。
源自:《卡內基中國透視》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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