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民生”有兩方面含意，一是中國政府表明了“重民生”絕非是講空話的決心，並對此持高度開放的態度，以求治理上的官民共識和聯手；二是“兩會”代表們的熱情支持和積極參與。兩者相加就可能為“民主和民生”在中國的和諧發展拓出一條新路。

民生乃立國之本，興國必先固本，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囿于民主因素不足，任由宰割，民生問題成為社會發展中的重災區，歷史欠賬甚多。

目前中國經濟實力已邁進世界第四位，但諸多民生指標卻滯留在世界後列。例如政府提供的人均公共衛生費僅及世界平均水準的二十三分之一，使人扼腕歎息。

在改善民生問題上，歷屆政府“以言表志”易，但“以行達志”尤難。其主要原因是，中國人口規模居全球之冠，歷史傳承的欠賬包袱沉重，所需投入浩大，顯效遲緩等。

對按期換屆的政府而言，政績上顯效快的路徑，莫如增加投入擴大經濟規模，將民生難題留待下屆政府求解。若無政治體制方面較為健全的約束平衡機制，改變政府行為的上述偏好是很難的。在現有政體基本未變條件下，胡溫主導的中國政府自覺地竭力將民生建設推上新的歷史臺階，實屬不易。

能否處理好民主和民生的和諧發展，即“兩民協調”問題，是中國以現代化興國的歷程中一個歷史性大課題。辛亥革命後近百年發生的許多阻滯發展的國內戰亂，與此相關。

其中“重政治(民主)，輕民生”是一個在國家文化中起誤導作用的主要不良傾向，認為惟有激進的政治變革，方可為解決包括民生在內的所有社會問題創造充分條件。這是一種添亂致禍的幼稚空想。對現代國家而言，民生與政治及民主是本末關係。實際上，不管以何種理由為託辭，凡脫離對民生的遵從和維護，政治及民主運作必然失去理性的標準和基礎，最終演變成排斥民利的無聊權力爭奪。

政府大幅提升用於改善民生的錢，不僅是社會經濟發展成果的公平分享問題，也意味著百姓在政府心目中的地位加重。但是，民生能否辦好，單講錢不行，民主的治理方式也許更重要，否則尋珠和腐敗可能同步興旺，將惠民好事辦成誤國劣政。從此意義講，民主和民生能否協調發展包含著不可小覷的風險。  

展望未來，“兩民協調”問題，仍有可能困擾中國，搞不好或有亂國之虞。從外因看，正在融入世界的中國將始終承受著來自西方“民主模式”的強大壓力；從內因講，勢力強大的傳統文化，由於缺少配套價值體系，百姓的多數對不含個人經濟好處的民主進程，歷來缺乏主動參與的內在依據和動力。在此困局中，如果民生治理不善，將迫使政府冒險推進擴大民主的改革，政局將會在民怨上揚的舞臺上以較高的概率朝官民對抗方向演進。倘若如此，前景危矣！

正是從突破上述困局的意義上講，以“注重民生，協商求善”為特徵的胡溫新政，將最有可能為中國拓展出一條實現“民主和民生”雙贏的發展新路。

從國際環境看，多年來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在內需不足的壓力下，毅然轉向國際市場拼打。雖然成績斐然，卻引發怨聲一片，接踵而至的將是愈演愈烈的對華貿易制裁。中國的外向型發展模式已經撞上了“黃牌”警告，轉上內需主導型發展軌道不容遲緩。也就是說，大幅提升民生建設規模，恰逢其時，已成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本身的要求。

民心所向，是為政者成功的首要資源。為民服務和謀利於民，是政黨或政府謀求民意支持的基礎。其中動用國家財政收入改善民生，既是政府收攬民意的王牌，亦是最能達成官民良性互動的關鍵領域。以世界先進水準衡量，中國現階段改善民生的起步標準較低，但已經擁有的經濟規模大得驚人，反差意味著中國政府可在民生領域大有作為，建功立德，並為推動有序政治改革，積攢廣泛深厚的認同性民意資源。

在中國現有條件下，推動“民主和民生”的和諧發展，從操作層面講，保證“改善民生”適度先行至關重要。堅持這條原則，既是積攢民意的需要，更是政府和民眾通過“善治民生”的實踐，在良性互動中共同學習和實踐民主的需要。

中國人口眾多，地區差異太大，貧富差距不小，這些國情必使民生治理的任務極其浩繁艱巨。如果排斥民眾參與管理，政府將不堪重負，而且會成為眾矢之的。唯一可行的路是以民主方式運作，即政府與人民合作，聯手解決民生問題，共同化解社會矛盾。由此而論，可創造兩個雙贏機制，其一政府充分利用激勵全民參與的惠民機制，在民生改善的互動過程中擴展民主；其二、在政府積攢起較高民意支持率的同時，百姓因民生的持續改善而普遍受益。何樂不為？

以“善治民生”為目標，讓百姓為切身利益驅動，自主的以各種方式積極參與國是政務，正是胡溫新政透過今年“兩會”彰顯的最大亮點。如能堅持推行下去，在“兩個雙贏”機制激勵下，中國的民主和民生事業必將攜手邁入新的歷史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