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曾志偉在履行不了江門市政協委員職責的情況下，主動提交辭呈，堪足稱道。但是，每年全國無論是國家級的還是地區級的，不參加政協會議卻依然當政協委員（尤其是一些有知名度的演藝界的人士）的依舊大有人在。從劉翔到張藝謀、鞏俐，從莫言到韓紅都出現過以公務繁忙而缺席政協會的現象。這既不符合相關規定，也有違公序良俗，而且更會形成惡劣的示範效應。如果動輒以劉翔為國家大賽訓練這類接口而缺席嚴肅的政協會議，也會破壞政協會議規則的嚴肅性。

　　其實，從曾志偉辭職江門政協委員，盡管是率先垂範開了一個好頭。但更應該成為全國政協制度性的標配。道理很簡單，當政協委員，不是組織上授予的的榮譽頭銜，更不是一個授爵性質的“紅頂子”，而是人民賦予的神聖職責。就如同西方國家專職的議員一樣，在其位就要謀其政。委員們連會都不來開，還能指望什麼好的建議提案呢？全國各地一到“兩會”期間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缺席就很普遍。例如，北京市人大做過統計，每年人大會議各種原因缺勤的比例平均達20%，有少數代表缺勤達80%，五年裏頂多來開一次會。像某些名人為了某種政治點綴而被強拉進秀場實在是有些大可不必了。而這方面，2008年廣東省第九屆政協常委會就調整個別長期不開會的政協委員。就此當時的《人民日報》都發表評論，認為名人當政協委員不能成擺設，並對這種工作創新表示贊賞。” 

　　還有，政協會議不僅要對一些名人政治秀的委員說“不”，同時對於參政但不履職的委員、明顯不合格的委員也同樣要建立退出機制。對於那種不參加調研、不按照規定結合本地情況遞交提案的委員，同樣也應該被勸退。例如，今年廣東東莞政協會議會場不時陷入無人發言的尷尬冷場。當問及今年有什麼提案時，有政協委員稱：“沒有啊，感謝共產黨，感謝新中國。”更有甚者，有些政協委員為湊數不惜濫竽充數。今年山東省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通報，自去年會議以來，共有40件提案涉嫌抄襲。讓這種嚴肅的制度情何以堪？作為這一政治制度的具體承擔者，政協委員如果不懂議政，不僅是對自身政治職責和使命的辜負，事實上也削弱了政治協商的制度威信。這方面，一些省份的做法就很值得借鑒。例如早在2009年，河北省秦皇島市海港區兩名政協委員以勸退方式下課；還有，2013年，武漢青山區有4名區政協委員因經常開會缺席、不參加調研活動、不按規定提交提案等不履職行為，而被勸退。這些都有利於解決代表委員成為“政治花瓶”的痼疾。

眾所周知，政協委員不僅僅是一種榮譽和待遇，更是一種責任和擔當。讓制度約束成為政協委員的一種標配，對不作為的委員動真格。唯有此，政協委員才會倍加珍惜這頂榮譽，積極廣開言路，推進政協履行職能的制度化和規範化，不斷把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