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指出，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提出來以後，不僅是中國走向了世界，而且外國研究絲綢之路的這些作品現在得到了很大的發揚光大，比如說經典之作，瑞典的赫定提到了這樣一句話“中國政府如能使絲綢之路重新複蘇，並使用現代交通手段，必將對人類有所貢獻，同時也為自己樹起一座豐碑”，看起來“一帶一路”就是中國對人類做出重大貢獻的一個載體。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是因為我們有非常深厚的曆史文化資源。所以國外就講為什麼要提出“一帶一路”，而是世界需要新的公共產品。原來是美國代表所謂的國際社會或者西方提供這個公共產品，現在他們的能力和意願急劇的下降，由於中國是工業化、現代化較晚的，但發展最快，所以中國的經驗對於發展中國家是最受歡迎的，比較適用於他們。

　　“我在書裏把‘一帶一路’稱為‘21世紀新的長征’，這個長征是主動的，不是被動的，就是我們要走向‘一帶一路’沿線相對落後的國家，尋找發展的重要機遇，最重要的是要幫助文明和文化的複興。”王義桅談道，第一個機遇就是彎道超車。世界正從傳統媒體、產業和全球化走向新媒體、新產業和新全球化。

　　在王義桅看來，另一個機遇則是變道超車。“所謂的變道，以前的規則是他制定的，你只能按照他制定的規則在玩，今天我們發展中國家也可以制定規則。”王義桅說，比如馬雲在世界互聯網大會上提出了EWTO，靠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共同努力，這就改變了發達國家所倡導的不合理分工局面，這就是所謂變道超車的機遇。

　　王義桅認為，“一帶一路”不是在重複近代以來你死我活的博弈模式，這種模式是不可持續的，今天的中國要開創一種東方智慧更大體系的包容。從文化的角度來講，“一帶一路”讓中國的傳統文化向世界傳播，讓世界更加安寧、更加發展，所以很多程度上是在分享中國的智慧，這叫命運共同體。一下讓中國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上，比如習總書記在互聯網大會上提出的命運共同體主張得到了大家的認同，命運共同體不管是強者、弱者，不管這個技術掌握在誰的手裏，我們都生活在地球村裏，這是人類的擔當。

　　王義桅指出，今天我們提出怎麼樣衡量五通，這是六大經濟走廊的一些布局，由於時間關系就不多講了，詳細的產業布局、礦產、交通等等已經比較詳細了，這是海上的。我們今天講三步走，今年是非常關鍵的一年，我們要對“一帶一路”進行高層論壇，把這個統在一起，原來在烏魯木齊和泉州已經開了，形成共識，三大自貿區要完成，第二個階段就是波羅的海、地中海、印度洋大動脈打通，到了第二個階段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一百周年的時候五通基本要實現。世界經濟中心千年後回歸東方，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走過了十幾年，超越了幾百年，權力中心從東方轉移到西方的邏輯，所以我們千年等一回，順應了人類文明大的周期，推動了歐亞大陸重回中心地帶。要創新人類文明，實現全球再平衡。

　　王義桅把全球化分為三種：第一種就是原來的古代絲綢之路，東西方之間那個時候就是世界，後來歐洲開放了海洋的全球化，那個叫部分全球化，今天“一帶一路”開創一種更加有包容的全球化，讓內陸國家搭上快車，消除全球的貧富差距，很多時候動蕩觀就是因為不平衡發展造成的。讓中國一下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上，只有對人類進行更大的擔當，符合人類發展需求的，中國的“一帶一路”才能得到世界各國的擁護，所以我稱為第二次地理大發現，也是中國國際產品的提供。比如中國在脫貧致富、掃盲問題上，中國做了很大的貢獻，實際上68%脫貧來自於中國的貢獻，世界上還有九億人沒有電，印度就有三億，中國電網長距離、特高壓輸電網，這就是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現實支撐和產業基礎。

　　王義桅最後提出了一些建議，第一個一定要強調“一帶一路”是大家的，絲綢之路也不是張騫、鄭和，是共同開發出來的，我們不要老是強調中國。大家到泉州海上博物館去看，門口處理了一個雕像是白圖泰的，中國已經是文明古國，不用爭議，你要讓這些弱國展示他們的曆史，讓他們實現自己的夢想，這比我們實現自己的夢想更加感召人。超越中國，同時要超越古代，所以基辛格說了這樣一句話“評判每一代人時，要看他們是否正視了人類社會最宏大和最重要的問題。”我們要超越曆史，關注當下，引領未來。中國應在國際場合大力宣揚“一帶一路”幫助實現聯合國後發展議程，倡導中國夢與世界夢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