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视角
中國慈善事業邁入法治化軌道
发表于 2016-09-17 00:13 首部《慈善法》正式施行,有助於發展社會企業,促進公益慈善轉型。 (本報特約記者馬默涵述評)今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國首部《慈善法》,此法於2016年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高票通過,代表著中國慈善事業正式邁入法治化軌道。《慈善法》在允許更多的非營利組織登記注冊的同時,還規定政府對非營利組織的內部管理加大監管力度。
来源:本報特約記者馬默涵述評
大多數發達國家的非營利組織運作的經費來源是企業和個人資助,政府的作用多是稅收保護和政策監管。而中國的非營利組織經費大多數來源於政府和民間捐款,加上《慈善法》對個人發起公開募捐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和社會影響力,同時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世界捐款指數報告(WGI)中列出,在153個國家排名中,中國捐款排名從2014年的128名跌落到2015年的144名,公眾捐款參與度為28%。
隨著中國經濟和社會認知的共同增長,政府和企業過度重視經濟利益,力求以消費帶動企業行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會文化、公眾慈善等非經濟影響力。 經濟社會學專家認為經濟行為與社會關系彼此融合才能保證一個國家的健康發展。而慈善事業在公共服務領域的規模和能力一向是有限的,其最大的價值是倡導社會參與,影響政府決策,借以實現資源投入效率的最大化。而社會企業的崛起正是結合了經濟制度下企業和慈善組織的特質,以雙底線的經營理念發展成的創新型企業組織。
早在 1978 年,英國人 Freer Spreckley 就已正式提出“社會企業”這一名詞。上世紀 70 年代後期Bill Drayton 先生也是在首次定義了“社會企業家”概念。在中國,第一本關於社會企業的書“如何改變世界”在 2006 年出版問世。2009年,喬爾 弗雷施曼在《基金會:美國的秘密》中說重申,“公益創投和社會企業將逐漸主導本世紀的慈善事業。公益創投和社會企業在不斷塑造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的慈善事業組織形式的同時也將影響基金會的捐贈方式。不是只有那些新出現的、富裕的基金會創始人認為自己是公益創業家,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公益創投者和創造者。”
運用商業化的力量來達成社會使命 —— 社會企業是非營利組織轉型的最好方式。這意味著借用企業經營的概念與技巧,利用市場力量和專業人才來更高效的運營。更重要的是,以社會公益目標和公共利益為商業動機,將利潤再次投入到其社會公益相關的企業活動中,而不是追求利潤最大化, 這一點使得社會企業顯著有別於一般企業,即社會企業是盈利性的,可量化的。社會企業的發展壯大會對福利系統的轉換、創造就業機會、增強社會凝聚力等方面做出巨大貢獻。正向比爾•蓋茨在的博鼇對話現場所期望的,我們希望能夠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做慈善,這就是所謂的用商業模式經營慈善事業。
一個社會的進步,在根本上取決於公民意識的覺醒和公民社會的崛起,而公益組織正是推動公民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公益慈善其實也是人性和社會發展的一種演化。 公益慈善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現實中有不同的需求,中國的公益現階段還著重在傳統的救急、救災、助學等短期救濟;而歐美發達國家則更著重多元而長期的發展,如教育、醫療、藝術、就業。慈善不僅僅是為了幫助別人,它也是一種人內在的需求 。
在中國推廣社會企業需要有中國本土化的定義。比如有利於政府監督的實現,有利於與中國特色文化相連貫,有利於推動社會和諧等等。與此同時,社會企業在中國的發展也面臨著一些獨特的挑戰:首先,我們國家還沒有任何正式的法律法規社會企業進行明確的闡述和分類。雖然在實踐中,社會企業已經形成了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但是在市場化的過程中,激烈的競爭十分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其次,跨界合作是社會企業發展的重要手段,只有社會企業和政府互相引導才能讓更多企業看到社會問題和社會需求,引入更多的資本進入,第三,在中國還沒有對社會企業的影響力有成體系的評估,社會企業的盈利動機以及利潤流動走向始終圍繞實現其社會目的。 目前中國社會企業采用的方式一種是利用外國的專業的指標體系,或者讓企業自陳說明。最後,社會組織的專業化,不僅體現在優化中國傳統慈善方式,更要基於中國現狀,結合國外的理念和方式,把中國的本土知識和文化與外國的進行整合、進行創新,以此建設和提升社會企業的專業性。
目前,中國社會企業的規模和經濟影響力仍然有限。根據 FYSE發布的 2012中國社會企業報告, 71%的中國社會企業年收入不到 50萬元人民幣,平均創造 7個就業崗位。 社會企業經營所覆蓋的地理範圍較小,63%僅在單座城市或村鎮經營,只有 8%采取國際經營模式,即使這 8%通常也只向國際市場銷售產品,而銷售活動的受益者仍是中國而不是全球。因而,中國社會企業發展潛力巨大。
公益之於個體的意義和價值的重要性總是讓人備受鼓舞。在中國,社會企業家一直在向公眾證明,公益不是少數精英的特權,而是每個人的權利。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家意識到自己的使命,贊助支持公益項目。比如樂平基金會,正是由一群因共同的公益事業而相遇的企業家發起和組織起來的社會企業,他們推廣社會投資模式,直接服務了3 萬多個農村家庭。讓他們能拿到貸款發展生產、到城裏放心就業、讓他們的孩子得到比較好的學前教育,獲得平等的發展機會。迄今為止,股東們從未拿過一分錢的分紅。相比傳統慈善,這不是轉移財富的過程,而是創造財富的過程。發展到今天,樂平所擁有的不僅僅是名人效應,它有專業的管理團隊和業務團隊。理事會負責做決策,理事個人的公益訴求和精神正在逐漸組織化,通過一個組織更有效率地傳遞給社會。
近些年崛起的社會企業家們既擁有青年的熱情和創新,又擁有多社會的支持和開放的國際環境,他們處於最好的位置、擁有了最好的支點來促進社會的進步。也許“地球”不能馬上被撬動,但是可以通過聯合的力量一個問題一個問題的解決,找到自己和世界的聯系,認識到我們做的不僅是開展一種創新型企業,而是努力把社會變成我們想要的樣子。
著名作家王蒙談中華文明基因
(本報特約記者任華青洛杉磯報道)由山東出版集團和洛杉磯市中心圖書館聯合主辦,山東友誼出版社和尼山國際出版社聯合承辦的“第二屆尼山國際講壇”於9月10日下午在洛杉磯公共圖書館舉辦。本屆講壇以《文明基因探蹤》為主題,邀請中美雙方文化界知名人士就中西方文化交流等議題展開深度討論。著名作家、學者王蒙以《中華文明基因》為題發表演講。
王蒙在演講中表示,以中國漢字為驕傲,“沒有這樣的語言文字,就沒有統一的古老中國,就沒有獨具特色的中華文化,就沒有中國式的重視整體、重視萬物的共同點(尚同)的思維方式。” 他提出,“文化、尤其是漢字,就是中國人的宗教。”
他在演講中以1998年在美國康州三一學院任校長特邀研究員時,在學校吃的一頓中餐的觀感,以中國飲食文化的烹調可以將同樣的食材變成不同的口味和色澤為例,闡述了中國文化的豐富和多元,逐漸引申到儒家文化的“上文”,用文化手段解決問題;“上異”,即一是一切,一切是一,世界大同;“上化” ,中國文化認為世間萬物變幻莫測。
王蒙指出,“中華文化在面對世界工業文明的時候,曾經陷入危機與焦慮。但同時它具有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求新求變精神,它具有自強不息的精神,它相信與時俱化與不進則退的法則,它有積極進取,發奮圖強的一面。而它強調萬物相互關聯相反相成的思想方法,有利於高端思維與整體布局,甚至具有“後現代”的意義。王蒙再進一步引申講述到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共通價值所在,充分展示對中華文化的高度自信。
在演講結束後,美國南加州大學傳媒學院美中研究所(USC US-China Institute)所長杜克雷博士(Clayton Dube)就中國傳統文化議題與王蒙展開對話式探討。
杜克雷在對話中直言不諱的質疑,傳統中華文化的內涵和思維方式是否可以在世界格局中增強中國的軟實力?同時也和王蒙探討為何西方文化中,人內心中的本性是罪惡的;而中國文化中,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杜克雷並不認同王蒙提出的中國人比西方人較少競爭性的說法,他認為中國人現在從小學開始到高中,互相之間的分數和考大學的競爭就遠比美國學生激烈。
出席當天講壇的有美國聯邦眾議員趙美心、中國駐洛杉磯副總領事孫魯山、文化參贊古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美中學院院長杜克雷、山東出版集團副董事長郭海濤、山東友誼出版社社長姚文瑞、美國華人教育基金會主席邵聞等,以及近300名洛杉磯中心圖書館會員和社會各界人士參加了當天的活動。
來自南加州地區多所大學、身著紅衣的中國留學生義工們,親切、禮貌的服務,也成為當天講壇的一抹亮色。
參加當天講壇的洛杉磯市中心圖書館會員,美國華人公共外交協會會長任向東、全美中華青年聯合會理事長朱冰峰、普創創始人史源,馬拉野保基金會、棲息地守望者基金會義工曹筱玲等表示,尼山講壇現場是真正的座無虛席,王蒙演講時的英文翻譯非常到位。通過學者之間面對面的直接交流,讓聽眾見識到兩個話語系統之間的精彩碰撞,效果則大大好過相互之間無實質內容的表面客套。可以說尼山講壇是南加州地區美中文化交流,最具影響力的平臺之一,也是美中民間公共外交的一個優秀成功案例。
附錄:作家王蒙簡介
王蒙,男,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滄州,1934年10月15日生於北京。中共第十二屆、十三屆中央委員,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當代作家、學者,文化部原部長、中國作家協會名譽主席,任解放軍藝術學院、南京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師範大學、華中師範大學、新疆大學、新疆師範學院、中國海洋大學、安徽師範大學教授、名譽教授、顧問,中國海洋大學文新學院院長。著有長篇小說《青春萬歲》、《活動變人形》等近百部小說,其作品反映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的坎坷曆程。2010年11月15日,榮登“2010第五屆中國作家富豪榜”,成為各界關注焦點。現在居住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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