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企业“走出去”:监管严、风险大,你真的淮备好了吗?
发表于 2018-05-07 17:20【本报记者陈俊婕纽约报道】4月30日下午,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主办、复旦美国校友会和复旦美国企业家高管俱乐部协办的第九届复旦EMBA纽约论坛在位于Bryant Park的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大楼举行。
论坛开始,由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行长徐辰致欢迎辞,随后的三个分享讨论环节分别围绕“美国经济及中国经济关系”、“在美资深校友谈在美国创业展业的经验”以及“海外资产管理和税务安排”展开。近四个小时的分享十分精彩,EMBA学员和演讲嘉宾的问答互动热烈,内容既有宏观层面的经济趋势分析、两国政策法规对比,也有微观层面企业在美经营管理实战、在贸易摩擦加剧的大环境中如何找到适合自身企业、能够盈利的商业模式的讨论,为参与论坛的嘉宾呈现了最新的中美商务样貌。
从左至右为第一场主题讨论会主持人和嘉宾:卢菁博士、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副行长黄晓军、中国工商银行纽约分行副行长陆辕、AIG首席经济学家莫恒永博士
AIG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宏观经济预期;今明年增速约为2.5%,升息幅度约为2%
第一个分享讨论环节由曾在美联储任职、现任鑫根资本合伙人的复旦资深校友卢菁博士主持,参与嘉宾由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副行长黄晓军、中国工商银行纽约分行副总经理陆辕、美国国际集团(AIG)首席经济学家莫恒永博士。
莫恒永博士回顾,在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见底到去年年底税改之前,美国的经济增速一直都维持在每年2%左右,这是美国经济的去杠杆化程度较为彻底决定的。美国经济的百分之七十是居民消费,虽然特朗普扬言要让美国经济增速达到3%、4%,但其中为了竞选造势的口号成分居多,可能性不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逐年下滑,而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是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而美国不论是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近年都处于下降趋势,因此在没有外部刺激的情况下,脱离增长潜力的增长不太现实。
但整体环境受到去年年底通过的税收改革法案以及今年年初通过的《2018两党财政预算法案》(Bipartisan Budget Act of 2018)的刺激,预计2018到2019年整体经济会提振0.5个百分点,因此业内的共识是预计今年的美国经济增速为2.7%到2.8%,明年约为2.5%到2.6%。
从货币政策来看,目前美联储是唯一进入升息周期的主要发达国家央行。美联储预计今年年内加息三次,目前已经加息一次,还有两次;明年预计还有两次加息。而市场的预期与美联储有些出入,认为今年还有两到三次加息,而明年只有一到两次。市场认为,美国目前的自然真实利率为0%,加上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也就是2%左右,到不了美联储预期2.9%的本轮最终加息水平。
从失业率来看,美国的失业率目前只有4%,近年来最低。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否真的从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中受益?
莫博士表示,特朗普的支持者或许能够从中受益,但受益有限。美国的工资增幅较为缓慢。细分来看,美国16到54岁的劳动力工资已经回到07-08年经济危机前的水平,但55岁以上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仍没有得到恢复;全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得到了恢复,但半职人员的工资水平仍然滞后。
特朗普的当选与其精淮捕捉到“中产阶级空心化”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中,美国中产的收入只有2-3%的上升,而美国以及欧洲收入最高1%的人群以及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在这一波浪潮中收入增长达到了80%以上,因此,特朗普抓住了怨气颇深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心理,喊出“美国优先”、“美国人优先”、“把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的口号而赢得广泛的选民基础是有经济学基础的。但整体经济近两年增速会略低于美联储给出的预期数字。
中资企业在美经营中的困难与挑战:监管环境不同,进入前应做好市场调查和风险评估
近年来,美国频频对中国发起贸易调查,中美之间贸易战的担忧骤起。作为最早“走出来”的中资银行和全球资产价值最高的银行,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副行长黄晓军和中国工商银行纽约分行副行长陆辕分别从各自银行的经验分享了中资银行在美经营的痛点和感受。
陆辕表示,在自己到美国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充分感受到了中美之间监管环境的差异以及中资银行和中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挑战。
从左至右为第二场主题座谈主持人、嘉宾翁岳娟、陈绯、屈正哲、姜永华
首先是在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有日渐趋严之势。中行和工行分别于2011年和2013年进入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确定的世界系统性重要银行名单,这对银行对流动性管理和补充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来中资银行最为“拿手”的跨境联动业务,如内保外贷和一些简单的代付业务,在更严格的监管要求下可能因被视为系统性信用风险而受到阻碍。
其次,美国对于反洗钱和合规的要求十分严格,尤其是对大型商业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中行和工行,包括农行,近年来都曾被美联储处罚并被要求整改,但这并不是说美联储发现了具体业务的违规或者存在违规的主观恶意,而是由于对于大型银行的监管和合规要求更为严格而把某些操作认为存在系统性风险。另外,这种监管的趋严也并非针对中资银行,实际上,就2016年的数据显示,包括美国本土银行在内的所有在美银行因触犯合规风险标淮而被美联储所处的罚款达到了480亿美元,中资银行在这个过程中被罚的比例很小,金额也是“沧海一粟”,只是国人的注意力会尤其集中在中资银行上,所以才会有“巨额”或“针对中资”的感觉,但其实不必刻意地将这种担忧过度放大。
第三是跨境投资并购业务,由于美国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审查更为严格和中国国内对于海外投资经营活动的收紧,中美间跨境投资的比例大幅下滑。从去年开始,由美国财政部领导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已经否决了多起大额跨境投资并购。
最后是中国企业在美经营,因为法律环境、文化融合、劳工标淮等差异,中资企业在美经营也面临著诸多挑战。去年福耀玻璃在美遇到的工会挑战就是其中一个案例。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副行长黄晓军补充,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对于资产达到50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制定了更为严格的风控标淮(Enhanced Prudential Standards,简称EPS)和压力测试(Stress Testing)。新规出台后,中国银行的美国分行也特别聘请了外部咨询专家对美国的经营环境和法律环境做了咨询,得到的结果是:美国的金融业监管环境自2001年911事件后就开始收紧,监管机构通过巨额罚款和美国法律“长臂管辖权”的组合拳,严厉打击外资和本土银行在美国境内以及境外的不合规操作。比如,因为美国或联合国对某些国家的制裁,美国不允许在美国有业务的机构与朝鲜和伊朗有业务往来。一旦违反并被发现,后果将非常严重,不仅是处罚很大,还有对企业在美声誉的影响。最近对中兴调查是一个例子,这也并非单单针对中资企业,被罚金额更大、处罚更加严重的企业还有很多,对中兴处罚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黄晓军总结道,这给了中资企业和中资银行两个启示:一是,在美国的违规成本非常高,必须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二是,中国企业在进行全球布局时,应该对所面临的风险和自身能力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讨论主持人鑫根资本合伙人卢菁博士总结点评时提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大和银行的例子。大和银行作为日本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在美国因合规问题遭到巨额罚款、最终因高昂的监管成本黯然退出美国市场。卢菁博士认为,中国的企业也应该引以为戒,在走出来前应当充分考虑自身的合规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如果没有相应的能力或充足的资金,不应当盲目“走出来”;如果在“走出来”后发生了类似的事,那么及时退止损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莫恒永博士补充说,中美法律环境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美国的法律规定得很细致,你能清楚地知道边界在哪里;而中国的法律规定很宽泛模糊,有很多灰色地带,有时甚至是上级主管部门也不能解释清楚,而且风向变化很快,因此在中国,政策的影响往往很大。在他的经验里,中资企业在进军陌生市场时往往在前期市场调查上花的钱不多,没有对自己的优劣势、新市场、以及潜在风险有充分了解,这导致后期后悔、退出的成本很高。因此,中资企业应该转变思路,在拓展海外市场或进行企业布局时把钱花在前面。
摩擦在所难免,中国对外投资环境将日益严峻;中国不妨转换思路,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吸引外商来华投资
关于当前最受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黄晓军、莫恒永都认为,中美之间冲突在所难免,不管是谁当总统,这一天迟早要到来,只是形式和侧重有所不同罢了。
黄晓军说,2016年如果是希拉里·克林顿当选,因其在任美国国务卿时就提出的“亚太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战略,很可能会在她当选总统后继续推行其在军事上遏制中国的做法,那么中美的冲突将主要是军事冲突;而特朗普因其商人的身份,使得中美之间的冲突主要集中在经济和贸易上。但不管哪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实力上升给美国带来的不安感必然导致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摩擦,这就是国际关系理论里的“修斯底德陷阱”。
而且因为中国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明确提出要在多个高附加值领域做到世界领先,中国在供应链从低端往高端的上移导致中美之间在产业链上的互补性减弱、而对抗性加剧,这必然会更加触动美国的神经,因此摩擦加剧不仅是政治性的,更是经济性、结构性的。
很多人对特朗普抓住中美之间贸易逆差不放、并坚持要求中国硬性减少1000亿美元逆差的做法表示不解。莫恒永博士的解读是,特朗普当然明白贸易逆差在不同层面的经济含义,他只是用1000亿美元对中国的一些做法和政策施压,比如外资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受到的种种限制(如合资要求、股权分配、技术转让条款),以及因为“中国制造2025”中国政府对某些行业和企业进行的补贴对美国企业造成了不公平竞争,还有自中国入世以来曾经多次许诺、却每每未能兑现的金融市场开放,美国商界早就积怨已久,只是敢怒不敢言。因此特朗普此次施压,算是替美国企业发了声。归根到底,中美摩擦是因为中国已经不是初入世贸组织时的那个中国,美国认为中国没有理由再向发达国家要求各种优惠政策和保护措施。
在中美投资方面,根据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的数据,2016年中国到美国的投资较2015年减少了35%,而2017年较2016年则下降了90%。而当时,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限制还没有开始,因此如此大幅度的下降主要是因为中国国内对于资产外流的担忧和对国有资本对外投资的限制。2015年,中国的政策是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但一年之后,风声突变,开始收紧中国对外投资。今年开始,美国对于中国的投资也开始限制:中国想买的金融、高科技企业美国不让卖,美国愿意卖的如房地产、娱乐产业中国不让买,两相之下,可想而知2018的中美直投只会更加惨淡。未来,中国对美投资,或者更广泛地说,中国对整个西方国家的投资都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在莫博士四月参加的一次讨论会上,美国众议院众议员、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Financial Services)下的分委员会主席Andy Barr(R-KY)与美国财政部国际市场与投资政策次长(Assistant Secretary for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Investment Policy,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Heath Tarbert博士分别做了演讲。Andy Barr是众议院于2017年11月提交的一份名为《外国投资风险审核现代化法案2017》(S.2098: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7, FIRRMA)的主要起草人,而Heath Tarbert是监管外国在美投资的具体负责人,二人都表示,今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美投资,包括一些位置较特殊的房地产项目,都将受到更为严格的审核。该法案在两院、两党都得到广泛支持,最快在今年年中将得到通过。
不光如此,美国对于来自盟国、但受到中资控制的投资、以及中资在美国盟国的收购都将受到更为严格的审核。美国的盟国(如欧洲、日本、澳洲)企业在中国所受的待遇、遇到的困境和美国企业基本一致,因此从利益和立场方面也和美国大致相同,对于美国提出的收紧中国投资审查的做法,他们大概率会选择支持。
就个人在海外投资方面,虽然中国在2016年年底出台了一些换汇、境外汇款方面的限制,但中国居民受到的影响不大。事实上,从2013年起,中国就已经超越加拿大成为海外投资美国房地产的第一大投资国,以纽约为例,近年来住宅房地产的涨势一直很猛,虽然高端房产的涨幅有所放缓,但价值100万美元左右的中端居住用途的房产、证券、保险投资依然活跃。而且与美国本地的购房者的融资方式不同,中国顾客往往是现金全款买房;受刀目前政策影响的更多是商业地产,例如海航、万达、安邦等最近一直在紧急抛售其在海外的资产。
另外,分享嘉宾还提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不妨换一换思路,反思一下在中国在哪些政策方面可以做一些调整。
比如2000年中国入世之初,国内有很多声音悲观地表示,开放中国市场,中国制造业要完;可是事实是,中国的制造业正是在这之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现在,美国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也未必是一件坏事,适当地引入竞争反而会促使中国企业得到长足的进步。通过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金融服务行业已经相对成熟,外资金融机构因其较长的决策反应链、对中国市场、政策和监管环境不熟悉等因素,反而未必会有优势。
另外,中国游客在海外的个人消费行为是不计入进出口贸易、而是计入消费所在地本国的商品服务消费的。大量中国消费者在境外“买买买”,一是因为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大大提高,二是因为在国内进口商品的选择有限,或关税导致进口商品价格过高。如果降低关税或放开进口限制,中国消费者则不必再从美国、欧洲、日本等地大包小包地扫货,而是可以在家门口轻松选购进口商品,一则能带动中国国内的零售业,二则能够降低贸易逆差,三则增加中国国内税收,如此一举多得的事为什么不去推动呢?因此,中国国内的政策制定思路还应当有所改变。
参与讨论的嘉宾还有美国凯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复旦美国校友会(纽约)理事陈绯、韦仕登资本创始合伙人屈正哲、DGW US Capital首席总裁翁岳娟、普华永道美国公司中资投美并购业务负责人、董事总经理、复旦校友姜永华、以及安达信税务合伙人彭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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