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全球化智库（CCG）在中美经贸磋商结束后第一时间举办中美关系系列智库圆桌会--“从中美磋商研判中美经贸形势”研讨会，邀请CCG高级研究员、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原商务公使何宁，CCG高级研究员、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和旧金山原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江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吕祥和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等资深中美经贸专家、学者对此次磋商结果进行解读与评价，梳理存在的分歧，研判中美经贸走向，并对中美双方提出了建设性的政策建议。CCG副秘书长唐蓓洁博士主持会议。

　　针对目前中美贸易磋商的结果，CCG高级研究员、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原商务公使何宁表示，第一次会议不可能有太多进展，能够让双方的大棒举着不打下来，而是继续接触、把要谈的放在桌面上就是一个好的结果。他认为解决中美贸易摩擦应当坚持两点。第一是理性思考两国面临的问题和拥有的机会，避免情绪化决策。第二则是保持耐心，利用多边机制，将外部施加的压力转化为内部深化改革和不断开放发展的动力。他强调，目前美国的要求显然不合理，但这并不是谈判的结果，而是谈判的开始。很重要的一点是，应当明白谈判的前提以及谈判为了达成什么结果。中国虽然不能阻止美国提出要求，但中国可以提出自己的理由和要求。他表示，长期谈判是正常的，中国加入WTO即经历了漫长的谈判。WTO是一个有第三方的多边机制，这为中国在经贸问题上排除政治干扰提供了更多保障，中国成为WTO成员后才更有理由、有依据、也有程序去解决贸易争端，否则只能自己生气。美国既然要求中国撤诉，说明他们在多边问题上还是有所顾忌的。

　　CCG高级研究员、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和旧金山原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认为会晤和谈判是不同的，这次磋商应该是中美之间的一次会晤，是谈判的前奏。目前可以看出美国的几点心态和态势：一，美国提出强势的要求是一种谈判手段，要求越高越能够往下谈；二，美国要求中国7月1日前在WTO撤诉，实际还是在依靠单边；三，美方这次提出的八项要求里有四项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中心是朝着中国的发展权；四，美方提出到2020年共削减2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一高要求属于美国争取道义制高点的谈判方式，据此让今后的谈判更有利。他表示，面对中美目前的状况可以从五个方面作出回应：一是始终坚持WTO多边贸易原则；二是在市场准入等方面中美还是有谈判空间的；三是面对中美贸易问题需做好两手准备，美国提出撤诉期限可能示意美国在之后会进一步采取措施；四是中美贸易摩擦实则是美国国内政治问题，解决贸易问题一定要减少政治干扰。

　　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江山表示，贸易摩擦应该说首先是美方先发难的，中方是应战，做出了自己该做出的反应。他首先强调中美之间的合作对亚洲地区乃至对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要。双方在双边贸易与投资中都获得很大收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并且中国凭借着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消费市场，在这一格局下，两国应该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发展，“把蛋糕做大”，才能获得更高收益。江山认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崛起不会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美国不应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而应正确看待并适应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江山表示“挥舞大棒”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回到谈判桌，通过磋商找到双方合作的平衡点才能最终解决问题。中国始终是多边贸易机制的参与者、贡献者和维护者，作为GATT创始国的美方也应该对WTO有诚意，而不是将国内法高于国际法，“301”、“232”等明显违反国际法的单边措施不会成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表示，从去年八月份到这次磋商前，特朗普政府就开始“中美经贸舆论战”，这是美国的一贯做法。他指出，中美经贸谈判要避免政治化。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美经贸关系的看法某种程度上发生了一种质变，原来双方都认为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而现在特朗普认为中国是美国出现各种各样经济问题最大的外部原因，判断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并认为尼克松政府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失败了。不少评论也提出“中国制造2025”是在高端制造业上挑战美国，现在是挡住中国最后的机会。对此倪峰提出几种应对选项：第一，特朗普的棒子不管是重是轻一定会落下来，中国要有“以战止和”的勇气和反制特朗普的手段；第二要“边打边谈边拉”，防止其他国家与美国站队；贸易战的损失即使能忍受也是严峻的，第三个策略是“边打边退”，即适当市场开放、降低关税等让步，因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需要改革开放。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吕祥首先指出，特朗普既然被认为是“交易型总统”，就要明晰他到底要交易什么。特朗普表态强美元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而从经济学分析，强货币意味着弱出口，弱货币能助长强出口，所以弱美元有利于减少美国贸易逆差。但特朗普既要强美元也要强对外贸易，这一举措有悖于经济学原理，所以他希望通过谈判让各贸易伙伴国主动减少对美出口。照此下去世界经济秩序肯定会混乱，对美国依赖很大的韩国是目前唯一让步的国家。此外，由于美欧之间的产业重合度远大于美中，而美中之间的产业互补性高于美欧，特朗普可能最希望打压的是欧洲。吕祥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谨慎乐观，他提出：一是对特朗普政府采取行为主义的观察方式；二是对美采取“和而备破，斗而促和”的政策；三是要加强与美国利益集团的联系与合作；四是与日本和欧洲等形成国际统一战线；最后要对最坏情况做充分准备。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进一步从这次中美双边磋商的特点及影响因素角度切入。他指出，本次磋商保密性较高，进行磋商前彼此对有关立场并不很清楚；首次磋商的层级较高，具有全面经济对话（CED）与经贸问题谈判的混合特点；双方都表现出强硬立场，美方“漫天要价”而中方也予以回击，都在打舆论战；磋商后双方都较为平静，中方强调了积极的一面。王勇同时强调，对于美方，谈判虽在北京，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总统。他认为美国国内政治对当前局势影响很大，例如中期选举以及美国左右精英层次对中美关系定位的变化。但他表示中美经贸的大格局没有改变，中美之间更多的是经济全球化发生的故事，即全球供应链、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合作伙伴。他预测，未来中美双方的“讨价还价”会因要价差别大而非常激烈，最后可能还是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发挥作用，而双边谈判在美国中期选举影响消退后，有望达成更好结果。

　　关于中国如何应对和底线是什么，何宁指出，如果真的发生贸易战，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做好充分准备，同时中国应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发展其他的需求市场并提升国内消费能力。王勇针对“中美经济脱钩”的说法表示，中国有很多牌可打。最重要的是开拓国内市场；二是对欧洲特别是德国，以及日本、韩国等在开放市场等方面做好工作；三是发挥“一带一路”作用。吕祥则分享到，有美国人认为中国不可能禁止进口美国大豆，他指出如若发生贸易战，美国的农业将首当其冲。而如果经济脱钩的最坏情况出现，最后竞争的就是政治制度。何伟文总结到，第一，中国的底线是中国的主权和发展权，无论何种情况这两者都不能触犯；第二，在谈判问题我们首先要分清是非，其次才能“算账”。与美国有诸多贸易谈判经验的江山则从战略上总结为二十字：“沉着应对，不卑不亢，周密布局，着眼长远，迎接挑战”。

　　随后，与会媒体记者就未来美国会通过何种平台（G7、G20还是东盟）与形式向中国施压；如果贸易战爆发，中美之外的国家将倒向何方；考虑到中美经贸问题与美日关系的不同，如何看待日本能够作为中美贸易协调方的角色；如果中美贸易问题政治化不可避免，是否可与其他问题联结从而增加商讨余地等中美经贸关系的各方选项与热点话题同专家学者进一步问答交流。

　　此次研讨会是CCG中美关系系列圆桌研讨会之一，旨在第一时间解读中美经贸磋商结果，梳理中美经贸关系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弥合分析的战略与路径，所提出的宝贵建议将形成建言献策报送至政府部门。作为致力于全球化战略研究的智库，CCG持续关注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除了举办以中美关系和全球治理为专题的数十场系列圆桌研讨会，还发布了关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及“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与预判”等主题的系列报告和研究著作。此外，CCG不断加强与美国百人会、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企业研究所与传统基金会等国际顶尖智库和机构的及时沟通与合作，并与美国官产学各界人士展开“二轨对话”，为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下，化解关乎全球治理的国际经贸问题，推动中国更高层次的全球化发展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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