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稿】不少的朋友在群里发了征文，虽说不上是直接邀文，但是这些天每每打开微信，置顶群中总是提醒我有这嘛事情，也每次仿佛看到他（她）们热情的脸庞，想来四十年走过来的时间，觉得也应该有个文章，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走过的40年……。

2018年12月参加留学生之家圣诞派对

2018年11月与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崔明谟

2018年11月到访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

其实，对于出生在50年代中期的人，也是被通俗地称为新三届靠边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学生（注：老三届为66、67、68届，新三届为69、70、71届，后来72届被延期一年，作为73年年底分配，被上面确定为高中生，其实并没有高中文凭，少数人有类似我的，货真价实地后来补考了一个高中文凭），实际上是从小学的时候就被停课闹革命了，到了复课闹革命，却是荒废不浅，也不知不觉，也不知道读了哪些薄薄的书就踏进了中学，也不知不觉地、稀里糊涂地走向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其实当时长辈虽然高喊著“革命”口号，在锣鼓声中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广阔天空，但是背地里却是泪盈满面。送兄长和亲戚去北站送行，在列车缓缓启动的一刻，一片哭声的爆发，对我打上了人生中第一个问号？为何母亲不去火车站送行的原因，此刻也就好像真正明白了……

一、70年代中国向经济社会的变革，朦胧感觉到了经济变化的步伐

是的，我的社会经历从1973年年底开始的。鉴于家有“一务农”的政策精神，我被安排到了基层工作，营业员就是社会基层工作一种。三年的学徒，对我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来说，当然是夹著尾巴做人。自己第一次感受的政治风波大概算是我与一个同学的通信，单位那个总是阴沉著脸的陈书记，一天找到我，要我交待是否有一个在金山热电厂工作的人与同学？什么关系？是否写信给他？信中有对社会制度不满的语言？整整一周我一直被迫回忆这封信的内容，直到最终我的解释是希望看到社会秩序得到良好整治的表白，以及没有任何其他可以查到的“组织”行为，才算勉强过关。这才第一次意识到了所谓政治压力是怎么回事：就是你道不明，说不清，无法改变别人对你冷眼和具有压迫性的神情，当然批林、批孔和批邓等一系列折腾后，我们这些出身不好，从小的政治“惊弓之鸟”终于获得了一种自我感觉的纾解。1976年以后的“四人帮”倒台，我们变成了“可以改造好的一代”得以被使用，我渐渐从营业员变成了业务员，也不必每天在柜台上工作，更多的是外出甚至出差为刚刚释放的经济模式找到市场的价值。我从苏南浙江一带找到直接的进货渠道，如常州、杭州的纺织、丝绸业的直销，突破了当时传统商业的三级批发体系，这是在我头脑中朦胧产生了社会从高压政治向经济开放的感觉。1978年确定的改革开放，在我们当时并没有上升到多高的理论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淮的思想解放运动，只给了我们年轻人一种释怀轻松的感觉。也是在70年代，我虽然不是团员，却已经有了一批年轻的共青团干部的朋友，没有了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压抑。当然，由于信件问题和出身问题，我的所谓“进步”可能不大，也就不太争取什么。

2018年9月海外侨界高层次人才惨观天津天士力集团

2018年2月研究院首次聘请中国专家担任高级研究员

2018年10月东方明珠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健

2017年12月参加画家李强（中）纽约画展

二、80年代的对外开放中，我被外国人“平了反”

我还是错过了恢复高考的这次全民的“公平”机会，因我过继的母亲（伯母）不幸中风造成半身不遂，我不可能撂下她去读书。但是后来却还是在她老人家的“严厉逼迫”下，从不敢懈怠一天一早读英文，白天工作，晚上补习，自强不息，熬过了多少个在医院病床边的日夜苦读，终于在80年代获得最早一批自学考试的文凭。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和开放路线，我们这批人可能还是在现在看来有些离奇的政治高压线下生活。80年代的中国对于年轻知识分子的机会多多，我考取了上海外贸工作的招聘，并被调剂到对外服务的领域中获得新的职业。当时外贸工作比内贸工作“吃香”得多，我被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挖”去，成了当时外服公司化了最大代价获取的“人才”（给了“人才培养费”，具体数字忘了，但是在近万元，当时万元户已经不得了了，我就是万元户的人才。）派往日本国和光交易株式会社上海办事处做业务员工作。我兢兢业业和认真负责的精神是被日本人发现的，在对外服务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意识下，我们作为上海对外开放的前沿，为外服聘员获得了良好的声誉，这不仅是业务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影响，反映了中国得力的年轻人才从事著“非常光鲜，但是压力巨大”的对外服务工作。从内到外的工作，不仅锻炼了我才干，也促使我十分努力去学习国际知识和适用外国企业的工作环境。由于来自国际友人的良好客观评价，我也成为先进人物，引发了领导的重视和信任。记得有一次与外商出差到我母亲的家乡无锡，住进了高级的花园宾馆蠡园饭店，一位日本大公司的董事小林先生出于对我的好奇，向我打听身世，出于当时的外事纪律的约束，我不能说很多，只是不好意思地说：我出身不好，爸爸是资本家，妈妈是地主，养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说完低下了头，不再言语。想不到，在场的所有日本朋友们都惊奇地看著我，小林先生居然和蔼地对我说，夏先生，在我们日本你是出身很好的！……想不到这么朴素的一句话，居然成为我被“平反”的动力，使我充满了自信去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贡献！于是80年代成了我人生的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非常努力地学习、工作，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市-旧金山友好城市高级经理班的项目在上海和旧金山学习，由于英文较其他同学好些，被推举为班长，脱产学习二年。后来出国时，由于团长需要党员担任，我才卸职，但是国家和单位对我关心和重用还是非常明显的，从一个“可以改造好的青年”，成为了一个重点培养的对象。作为那个时期能够出国“进修”，是被外国人描写成的“中国上升新星”（据当时旧金山对我们的报道：Rising Star from China）。

三、90年代是我事业曲线发展，为改革开放作贡献的年代

人生其实没有多长时间的辉煌，而改革开放却赋予了我们时代的使命。90年代初，高级经理班在美国结束学习归国后不久，我作为青年干部被调到上海市浦东开发开放办公室从事对外联络工作，主要联系外宣、外事工作，当然大量的国际官方、省部级干部和重要企业的接待任务也非常繁重。同时，我们需要更为宏观地学习政策、法律和理解改革开放的精神实质。那时候讲好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就是我主要的工作，让全世界瞩目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正面评价也是我努力的目标。不久，我被上海市人民政府以美国海东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的身份派到美国纽约，从事专业的招商引资工作，呼应浦东开发在世界上越来越受到的关注。1992年年底回国述职，拼命的工作和来回奔波，终于患病累倒在医院。期间，得到不少市领导的亲自关心，为了我的身体健康，我也被留在了上海市浦东新区经贸局招商处工作。1993年领导安排我作为上海市政协新增的经济界委员，这大概是两个巧合，一是我受民建市委委托筹建中国民主建国会浦东新区委员会，另外一个大概是需要有个党外干部，我就成了浦东新区历史上推荐出来第一个市政协委员。以后，我非常认真地写提案，提建议，为90年代后上海的发展，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出了约150个提案，并多次获得提案奖。随著我主动转向学术界，平调到上海大学法学院担任国际法商系常务副主任等工作，我的提案水平和学术能力更为提高，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为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贡献。

2017年1月与赵锡成先生在华盛顿

2016年7月与《中华商报》社长苏子涵

2016年10月纽约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演讲

上世纪90年代也是中国改革发展深化、上海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10年。90年代是我发奋图强的10年，从政府行政机构到上层建筑的大学管理和教学岗位，一切都是新的，我努力跟上形势，边学边干，终于在大学担任“双肩挑”（学术行政工作同时担任）工作中“补课”，获得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也从经济师转评的讲师，通过科研、学术上的成就，获得副教授、教授的学术地位，这是艰辛也是快乐的，这个10年也是我工作内容变化、探索性最强的10年，我先后担任了中美合作上海-柏克莱管理进修学院的常务副院长、上海市对外经贸进修学院院长等职务，每一种工作都给我无限大的动力和促进，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和做好一项项的任务，交出负责的答卷。

四、2000年开始的新世纪，是我法律教学结合法律实践的充实阶段

法学是一项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学科，甚至是最类同医学的理论和临床并重的学科，不同的是法学看的是社会病，而医学主要看的是自然人的病。中国的法治社会的提出好多年，但是如何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法治社会的同步发展，是社会能量正面聚集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我觉得一个人要有不同他人的事业和成就，就必须放弃已经顺利获得和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90年代，我一直没有把兼职律师工作看得很重，但到了2000年前后，老资格的原司法部长邹瑜先生对我说，应该为年轻的法学研究者让出机会，从事一些律师工作，有效地为教育科研服务。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在完成管理学院的使命后，我帮助了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在上海成立了分所，并亲自担任了负责人，通过7-8年的努力，我已经将这个所做成上海众多律师事务所综合排名33位的有影响的律师事务所，为上海的金融服务和投资开放中涉及复杂的跨国案件，包括海关法的淮确理解、企业兼并法律中的国际法的运用、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使用等方面服务，我还被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邀请成为5位专家之一的小组成员，为涉及国际信用证不符点的甄别和决策进行咨询和投票。另外，我还担任了上海仲裁委员会的委员至今，亲自审理一些案件，甚至被国际商会的新加坡仲裁庭请去审理跨国经济纠纷的案件处理。通过专业的法律服务，特别是参与了中国信用制度的建设，作出了非常重要的研究，形成了二本专著，被上海市政府任命为上海“十三五”信用社会发展规划的专家组组长，并对上海的商业信用、信用培训、征信制度等方面做出过详尽的研究，提出不少确实有用的建议。同时，通过信用调查和信用采集的方法，打击商业贿赂和官员腐败行为，在政府公平招投标方面、防范贪腐遏制方面，做出了不少的政策建议并被政府采用。新世纪的10年中，中国政府带领全体人民意气风发，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最为重要的、改变中国在国际社会地位和影响的贡献。该10年中，我也被上海市政协推荐，加入了公共外交的团队，去北戴河参加培训，了解了传统的人民外交的工作以外，还有从更高层面认识国家公共外交的魅力和能力，为上海的国际形象和中国的开放姿态服务。

五、2010年后的进行时中，改变角色为中美两国的商业利益服务

2015年12月纽约老华侨欢迎夏善晨教授

2012年受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的邀请，我作为兰德学者实习者参与了合作项目后，我深深感到，独立的智库存在对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对国家和国际战略方面决策需要有冷静、客观和科学的分析，更要有基于时代责任的方面的担当。中美两国的智库当然都有为其本国雇主服务的基本要义，但是对于真实性和科学性的担当，应该是共同需要秉承的内容。在朋友帮助下，我申请并分别获得美国加州律师协会、纽约州高等法院认可中国法律专家的许可，我跨越国界，试图走出一条独立担当，能够与众不同的中国海外发展之路，帮助更多的企业和经济主体了解美国、服务他们的“走出去”发展战略。为此，我们成立了美中国际商务高级研究院，定位于为中美两国的商业文化、商业环境和认知，促进中美商业交流和为中美企业服务。当然，这还是进行时，当祖国成就取得的同时，我们希望这种成就不断的可持续发展，而维护美中两国人民的理解、友谊和合作是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因为我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变迁，感慨万千，客观地讲，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的成就与中美关系密切相关，特别是美国人民的友谊和善意，促使中国人民在正确和开明的领导者们的领导下，砥砺奋进，取得了辉煌和举世瞩目的成绩。中美关系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中起到了中国整个对外关系的最重要的部分，虽然表现为有起有伏，但总体评价应该是起大于伏，中美关系良好运行推动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让中国实现了从落后时代到大踏步赶上了新时代、引领了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但是，作为40年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而言，发展不可能是平坦的，当今中美关系正处于共同思考、调整和整合的阶段，伏也是必然，这是发展的曲线效应。这样才能在新的形势下，再次淮确做今后的命运抉择。

2015年11月访问宾夕法尼亚大学

今天，但我们回顾历史，看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不能忘记，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起步却是来自基层农村的农民要求，得益于有利的国际环境。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进程中，华侨华人担当著重要的角色。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引进的外资中60%为侨资，引进的外企中70%为侨企，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中95%以上是华侨华人。

40年前，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40年来，在中国开明领导人的卓越领导下，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4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00多亿元增长到目前的80多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使得7亿多人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也超过22倍，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近9岁…… 从差点被“开除球籍”的边缘国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从普遍贫困走向全面小康，从封闭落后走向全方位开放……可以说，改革开放真的是中国1949年以来的第二次革命。我们这代人从这40年走来，虽然已经白发苍苍，但我们也真正期望中国今后的40年、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需要的和平和进步，良好的中华文化和文明能够不断贡献世界文明，对人类有更大更多更为的贡献！

作者：夏善晨,美国美中国际商务高级研究院院长；哈佛研究中心教授、博导；中华商报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