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次貸危機衝擊得信心全無的美國老百姓，在一項抽樣調查中，竟有四成覺得，中國成了世界經濟的領導者，還堅持認為美國在領導全球經濟的，只剩下33%。顯然，自2003-2007的五年是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最迅速、城鄉面貌變化最為顯著的五年；是經濟波動最小、增長最平穩的五年；是黃金五年。
最近幾年，高盛的研究報告和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梁紅，將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歸結為外需。顯然，由WTO效應所催生的、五年來中國爆炸式增長的外貿資料，為梁紅提供了最好的論證。2007年中國進出口總額是2002年的3.5倍，淨出口占GDP的比重，從2002年的2.43％，提高到2007年的約8％。而中國出口的增長，也恰好與互聯網泡沫破滅後，格林斯潘在短短一年內將聯邦基金利率由6.5％降至1.75％，將美國增長經濟建立在低利率刺激的房地產和中國低廉商品進口抑制通脹的基礎上，為中國經濟創造了難得的機遇。
但是，單純重視外需的觀點，顯然忽視了中國經濟內部發生的巨大變化。中國經濟這種巨大的結構性變化，首先基於1990年代後期集中進行的三大改革：企業產權改革、住房改革、金融改革。
1990年代後期，集中進行的國企產權改革和集體企業改制，使得中國的資本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為新世紀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企業組織資源。1998年正式開始的住房貨幣化改革，則為日後增長，提供了最主要的最終需求。不斷強化的銀行改革，則有效促進了信貸資金向大型和優勢企業集中，為不斷膨脹的房地產消費、投資和投機需求，提供了金融杠杆。房地產的發展和不斷上升的地價，與迅速的城市化過程相互支撐，為壟斷經營國有土地的地方政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財源，成為支撐各地城市化的主要資金來源。除了住房，消費升級還發生在汽車這一關鍵領域。從2002年產銷突破300萬輛，到2007年達到約880萬輛，汽車業產值在2006年就達到1.55萬億元。
房地產和汽車這兩大產業，2007年累計銷售4萬多億元，成為帶動中國消費升級的中堅力量，並與地方政府推動的城市化建設和基礎建設投資相疊加，共同帶動了上下游礦山、冶金、機械、水泥、建材、煤炭、電力、石油石化等龐大的重化工業持續快速的投資和產能擴張，引發了中國經濟自建國以來第二次重型化，使得重化工業超越輕工業，在過去五年成為支撐中國工業增長的主要動力。
引人注目的是，多數人在為中國經濟高度依賴外貿和投資而憂心的時候，中國的消費增長，卻連年高增長，從2003年的9.1％，攀升到2007年的16.8%，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在2001年之後首次超過投資。這並不難理解，2003年開始的民工荒，普遍拉升了中國農民工的收入水準，幅度甚至在50%-100％之間，而政府取消農業稅和大量支農補貼的到位，同樣顯著提高了農民的實際收入。
從更廣闊的意義而言，1994年後財政分稅制改革使中央財力不斷提升，2002年到2006年，中央財政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從4000億元增長到近萬億，翻了一番多，使得原先瀕臨破產的內地基層政府財政得到保障，有力穩定和提高了內地公職人員的收入，極大提高了內地的購買能力。正是中國經濟的重型化和消費升級、產業轉型，以及與之相應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使得中國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出現了與前25年截然不同的增長動力。這就是黃金五年的全部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