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打黑風暴”成效卓著，截至11月15日，重慶全市共抓獲涉黑涉惡人員2905人，搗毀14個橫行多年的黑惡集團，100多名骨幹成員緝拿歸案，200多名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的官員被查處，其中包括曾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16年的文強，重慶高院副院長張弢等高官，還抓捕了一批披著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外衣的涉黑富豪。
　　上述成果還只是完全查證屬實的案件，不包括未查實的、正在辦理的、非特別典型的案件。因此，此次行動絕不僅僅是一次專項行動，或僅僅是薄熙來所說的“被逼無奈”， 而更重要的是為中國司法系統積累打黑除惡經驗，將拉開中共執政60年來規模最大的“嚴打”（嚴厲打擊刑事犯罪）鬥爭的序幕，其深遠影響不可低估。
　　其一，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在中央政法委打黑除惡總體部署之下，以類似三十年前創辦經濟特區的“先行先試”的方式，在重慶這個面積最大而又最年輕的直轄市，以雷霆手段開展“打黑風暴”，在發動形式上有別於多年來的自上而下的“嚴打”行動。輿論大多認為，重慶打黑成功的關鍵在於用人得當，即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從遼寧調“打黑英雄”王立軍空降重慶出任公安局長，就中共的幹部人事制度而言，薄熙來雖然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沒有中共最高決策層的首肯和支持，調來王立軍並開展史無前例的“打黑風暴”是不可想象的。並且，重慶這次大規模打黑行動，並沒有在抓捕黑惡勢力頭目之後就止步，而是向縱深挺進，使“打黑風暴”變成了更具根本性的“反腐風暴”。該政治運行機制表明，在一個中央集權國家中出現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良性互動的新模式，該模式的示範和擴展效應將有望增強中國政治體制的自我修複能力。
　　此外，從薄熙來以與出租車司機直接對話的理性方式，解決出租車司機的不滿和實際問題，到正在如火如荼進行著的“打黑風暴”，薄熙來都以一馬當先、舍我其誰的政治姿態，來面對和解決其他地方也存在卻處理不好的社會問題。薄熙來的努力贏得了民眾的歡呼，中央高層也贊許有加，稱重慶“打擊、鏟除黑惡勢力，是讓老百姓過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這顯示出胡錦濤執政團隊的政治開明，已經默許在高層接班梯隊中開展執政能力競爭，也顯示出黨內民主的發展，而這種競爭甚至有可能為中國探索新的政治治理模式開辟道路。
　　其二，“打黑反腐”旨在滌清執政黨被貪腐黑惡勢力侵染的基層政權，重塑執政黨及其基層幹部的公信力，找回幹群關系在延安時代的和諧狀態。近年來，重慶黑惡勢力大舉侵蝕政權機關，黑惡勢力頭面人物紛紛戴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紅帽子”，再通過賄賂等手段，滲入黨政部門、司法機關，少數官員被收買為其充當“保護傘”，甚至直接成為黑社會的“後臺老板”。 黨內腐敗分子與黑惡勢力盤根錯節、沆瀣一氣，不僅破壞政府形象、損害民眾利益，而且已經危及到中共的執政命脈。此次“打黑”的成功，不僅對犯罪分子產生強大的震懾，而且也有助於重新樹立公安機關的正面形象。
　　其三，“打黑除惡”的直接成果在於，革除貪腐黑惡勢力寄生在經濟體上的毒瘤，以期淨化投資環境，恢複正常的經濟秩序。今年以來，重慶引進外資在去年基礎上翻了一番，而且經濟增長呈增速加快之勢：1至6月，重慶GDP增長12.6%；1至7月，增長12.7%，略有加速；1至8月，增長13.1%。9月份，世界500強的惠普和富士通兩大公司在重慶投資建廠，為把重慶打造為中西部IT產業基地奠定了基礎。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推斷說，照目前勢頭，全年增長14%沒問題。而年初時重慶對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是12%。
　　良好的經濟秩序和法治環境，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重慶的“打黑風暴”淨化了發展環境，也為執政黨政治治理模式的探索創造了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