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应该超越西方的线性思维，来运用整体、全息、动态、有机的思维。
在近代以前，即在“世界联通、海洋时代”之前，人受制于地理环境，自然占绝对优势，天人关系是一体的、直接的生命攸关；在此情况下，人的任何“有为”都会是自毁家园、自取灭亡。除了中国及中华圈之前，全人类几乎都是依靠宗教窒息“有为”，保持静态平衡之“原始存在”；当然，走上战争的不归路、毁人毁己，另当别论。
历史上的中国，因为有“道的智慧”来调和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故而能够保持“动态平衡”，所以才有进步或发展，有知识和科技……。是“易经式”的开放性、涵融性的“有序运动”，把人类社会启动、推动的，才有今天的“天下文明”的盛况的。相比之下，任何一种排他性的思想、文化、社群和宗教等都不可能“启动世界”；因为在古代，由于没有全球海洋的“生态缓冲”，不和谐性则意味着“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径直抵消，结果为零，永恒停滞。
易经式的“有序运动”把世界启动起来
近现代人类的“大有作为、大展宏图”是何缘故？是依靠“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
欧美文明在文化与科技上是中国派生，在客观和机遇上则是中国打通“全球天下”的受益者。在1405—1433年中国打通世界海洋之前，西方是蛮荒极边、困兽犹斗。亚当·斯密说，由于没有指南针，不能进入大洋。在郑和远航之后，再加上获得了“越洋技术”（指南针、造船术、航海图等），欧洲成了“进步前沿”。伊恩·莫里斯说，这时西洋变成连通东、西半球的捷径。同样是到达美洲的距离，西欧是亚太的一半，而且顺风顺水。
近现代的西方是在一个绝佳的“地缘政治”（海洋地缘）中，无限绽放潜能 ，把其“双刃剑、负面性”宣泄于外、摧残世界；尤其是，数千年的文明成果和几大洲的资源财富汇集于西方，被用于“暴力再生产”之无限升级。
中国把西方人从自然之画地为牢和人性之神权禁锢的“双重桎梏”下，解放出来，竟然是洪水猛兽，原罪爆炸。
中华文明把世界启动起来，但差不多都是“妄动”（《道德经》曰：“不知常，妄作凶”）；在中国文化能够“靖平”（平天下）之前，中华民族不得不承受致命忧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不是文明中心（华夏）的技术传播，就不会出现征服性的大型战争。
开启海洋时代——动的旋律
（二）
中华文明派生“子文明”和“对立物”（阴阳运动的矛盾体的对立面）——“文明的天敌”。后者之最是两个征服世界的战争源：历史上的“草原暴力”（游牧铁骑）和近现代的“海洋暴力”（西洋东洋）。
蒙古征服
除了都是寄生于文明母体而弑母之外，两者又是因果关系，即蒙古征服成为一座桥梁，促进中国文化与技术向西传播，其结果却是“激活”西洋这个近现代的世界性的战争源。
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损东益西
不仅如此，王夫之说，蒙元征倭还直接把日本引向了祸害中华的海洋暴力的轨道；即《读通鉴论》卷二十一）曰：“胡元泛舟以征倭，委数万生灵于海岛，而示以巨浪之可凌，然后倭即乘仍以犯中国，垂至于嘉靖，而东南之害为旷古所未有。”而在此之前，日本人对中华和大海都是畏惧的。
“神风”救了日本。它多少说明在海洋时代，大陆对于某些海岛来说，并不具有战略优势。
质言之，欧美文明与“蒙古征服、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同源、同构、同结果。汤因比说：欧洲在其玩火自焚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把海洋霸权转交给了美国；后者如果还不至于毁灭地球的话，将会像历史长河中蒙古等军事帝国那样，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宋明之际，中国经济与科技经历了快速发展，西方学者说，这是世界近代化的前奏。但就当时中国来说则是：越来越遇到生态压力和地理瓶颈。诸位须知，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虽然中国水准最高；较之西洋，从亚太扩张至美洲或别的洲洋，其难度、风险和成本皆极大。
于是，近古中国的发展的反面，压倒了正面，遂转化为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由此，文明的内在张力向外推动“战争与和平”，终于通过蒙古征服和郑和远航打通了“全球天下”，结果怎样？中国面临着空前无比的、而且最致命的忧患！但这或许就是易经式的“正道沧桑”——“先否后喜，大明终始”。
祸兮福依，福兮祸伏。宋朝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只是暂时有利于中外的和平生活，不久便加倍地资助了“文明的天敌”，并且提升欧亚草原对农耕民族的地缘战略优势，从而胡骑驰骋，长驱掩杀，犹如狼入羊群。
明朝向外开拓，尚未弥补巨大花费，则已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亚欧大陆两端的岛屿和半岛的“海洋地缘”开始被提升起来，中国近海辐聚中外海盗，必将引来那极具潜力“海洋暴力”。郑和远航打通世界。可能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亚欧两端的某些大岛和半岛的“海洋性”（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首先被提升起来；大陆海疆却沦为猎物，处处设防、防不胜防，因为海洋对于受益于中国技术的“海洋性国家”来说，是机动捷便、顺水行舟。
应该说，从那以后到21世纪初，在这个“技术时段”，大陆海疆则是战略逆境。明朝打通了“全球天下”（1405—1433年），但它却沦为全球化的首个牺牲者，这是因为：明朝未能解除草原暴力（胡患），却又招致来自海洋的忧患，更严重的是三面受敌——加上内部农民起义，这也是和打通全球天下有关。由于世界联通，美洲的红薯和玉米等物种进入中国，适宜生长于生态脆弱的山坡干地（西方学术界称为“哥伦布交流”——美洲物种的普遍移植）。这样做，眼前缓解人口与生态的压力，百年后则加倍报应；以致明末西北地区连续25年旱灾，这是闯王灭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再谈一谈“打通全球天下”的负面。
无可非议，郑和远航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创举。然而，凡事都有正反两面，何况中华文明每前进一步，都要承受代价或忧患。现在阐述郑和远航和世界联通的前因后果。
技术西传和世界联通，海洋代替草原成为“暴力驰骋”的捷径，而使中国富裕地区暴露在血盆大口之下。
基督教西方首先“妄动起来”（老子曰：“不知常，妄作凶”）：四大发明，宗教失控，人神火拼数百年、欧洲本土死人数千万；在其获得“越洋技术”（指南针、造船术、航海图）之后，又在“选民与异端”的名义下，灭绝美洲土著九千万；还有在中国传教，而引发太平天国战争，耗丧人口上亿。
17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
太平天国战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爆炸”，这也与世界联通有关，那就是美洲物种在东半球的蔓延。如前所述，明朝的“报应”：全国垦山，水土流失，天灾人祸，导致农民战争，死人几千万，改朝换代。
美国历史学家克罗斯比从生态视角称之为“哥伦布交流”（Columbian Exchange）。他说：
为了眼前的方面，我们劫掠了将来。“哥伦布交流”留给我们的，不是更丰富的、而是更贫乏的基因库。由于哥伦布的“成功”，我们这个星球上总的生命（物种）已经减少了许多，我们将会变得越来越困穷。
“哥伦布交流”——生物圈的物种分布被人为变乱。
最后，联通世界这件事是人类史与生命史的“质变”，很可能也是尽头。人们破天荒地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支持竞争与发展；幸遇天时地利（海洋地缘）的民族能够大有作为，绽放潜能。但那是“以空间换时间”，走向“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
现在看来，自从科学——工业革命以来，生物圈的寿命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在地球上的存在时间，被人为地大幅减少。康德说，不久将来会是“万物终结”；牛顿预测世界末日2060年；霍金纠正为从今往后两百年内的事。
（四）
老子“小国寡民”的寓意是，与其天下联通，连为一体，很可能就是“地球村”同室操戈、一毁俱毁；还不如是“小国寡民，……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如果文化跟不上，冒然打通天下，犹如打开世界的“潘多拉盒子”，从而发生全人类的“原罪爆炸”，世界就不可救药了。所以老子曰：“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除非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而兼顾，那么，世界才有可能是安全的。所以老子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亦即，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但现在看来，儒家文化是“失控”了，亟待扶正的。汤因比:现代世界已在科技和经济上实现了“大同”，但在文化和政治上则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人类最危险的时刻。
西方文化的特质是人类自我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