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在對2010年慨然以慷之前，我們不可回避的第一個問題就是，2010年美國經濟真的“拐彎”了嗎？最知道答案的人卻沒有告訴我們答案。確定美國實體經濟波峰和波穀的權威機構是NB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的BCDC（Business Cycle Dating Committee，經濟周期確定委員會）。學術化機構NBER有一個原則，即始終堅持“不做任何預測”，僅依據可靠的曆史數據進行周期評判，因此從危機後波穀真實出現的月度到NBER判定其為波穀的月度，可能存在6到18個月的時滯。
　　在NBER尚未判定美國經濟已經“拐彎”的背景下，2010年有沒有所謂的“複蘇”，還真是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筆者嘗試用數理方法先於NBER之前進行一個研判。筆者利用馬爾可夫區制轉換模型（Markov Switching Model）來測算實體經濟處於擴張狀態的概率，這個概率突然減小至邊界點以下的時點就是經濟波峰出現的時點，而突然躍升至邊界點以上的時點就是經濟波穀出現的時點。經濟周期的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實際經濟增長率在擴張階段總是圍繞一個相對較高的均衡水平波動，而在收縮階段則是圍繞一個相對較低的均衡水平波動，這兩種波動狀態相互交替出現，對於如此變化的指標數據，使用單一的線性模型可能會產生較大誤差，而使用非線性時間序列模型則是較好的選擇。漢密爾頓曾用馬爾可夫區制轉換模型測算了1953-1984年間美國經濟周期的拐點，筆者則進一步拓展了這一研究，用1947年第2季度至2009年第3季度美國實際GDP的數據測算了美國經濟周期的拐點。實證結果顯示，筆者測算的拐點與NBER此前公布的拐點具有較高的擬合度，表明測算結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根據計量軟件輸出的結果，2009年第3季度美國經濟處於擴張階段的概率從前一季度的92.51%躍升至99.33%，表明這一季度是馬爾可夫區制轉換模型預測出的周期拐點。
　　既然拐點在2009年第3季度就已經出現，那麼2010年美國經濟勢必將迎來新一輪的複蘇。接下來的第二個問題就是，2010年的複蘇又是怎樣的一種複蘇？坊間的一個共識就是，美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2010年的複蘇都將是一個漸進、曲折和緩慢的過程。2010年上半年，前期刺激政策的滯後效果雖漸次縮小但還將助推經濟增長，“再庫存化”將通過投資引擎給美國經濟輸入額外動力；下半年，政策刺激的增長貢獻可能將微乎其微，但家庭資產負債表的漸次改善和消費模式的逐漸回歸將有望推動美國消費主引擎重回正軌，勞動生產率未受危機創傷、金融體系能力恢複等一系列深層因素的長期增長效應也將逐漸得以發揮。在複蘇基調確認的背景下，2010年美國經濟複蘇揮之不去的陰影將是失業率難下10%的尷尬、政策跟進沒能銜接政策退出的無奈、美元中期強勢難保貿易貢獻的趨勢、醫療改革激化財政失衡的可能和不確定性破壞周期穩定性的風險。
　　某種程度上看，複蘇只是對危機中大幅衰退的一種校准，相對於危機前，無論是潛在增長水平還是實際增長水平，2010年都將是較為疲軟的一年。考慮到 2009的深度衰退留給了2010一個“百年難遇”的低起點和小基數，在看每一個2010年增長數據的時候，我們可能都要避免陷入樂觀的“數據幻覺”。但與此同時，我們似乎也不必對美國經濟失去信心，即便金融危機不可避免地重傷了美國經濟的基本面，全球經濟領頭羊從危機中自我恢複的底氣依舊值得信賴。從 Bloomberg對美國2010年四個季度實際GDP增長的預測中值看，2.65%、2.7%、2.8%和2.95%正好構成了一個完美的上升通道，這似乎意味著美國經濟整體上“疲軟”的複蘇從結構上看則是一個不斷趨強的過程。
　　為了確認這一“先抑後揚”過程的可信度，筆者利用多種數量方法，對美國1854年以來的經濟增長數據進行了較為複雜的處理，從經濟周期的視角給美國經濟未來的結構變化提供了一個解釋。綜合筆者曆史實證研究的結果，金融危機對美國實體經濟運行產生了深遠影響，2009年美國經濟已處於1854年以來第33個短周期的收縮階段、1947年以來第6個中周期和第2個長周期的衰退階段的穀底，三條周期弧線出現“相切”現象。這一罕見現象同時意味著，金融危機可能將導致美國經濟在2010年檢驗並跨越最新的經濟波穀之後，同時進入一個新的短周期、中周期和長周期。由於消費引擎的均衡回歸、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和行業結構的調整需要較長時間，且在全球博弈日趨激烈的背景下，貿易引擎的作用提升具有較大不確定性，美國經濟短周期中的複蘇將具有力度較弱和波動較大的特征，甚至可能出現超預期反彈後的“二次回落”。而由於透支式增長有望回歸均衡、消費和貿易主引擎協力促進增長、微觀行業的國際競爭力有望提升，美國經濟中長周期中的複蘇可能將更趨穩健和強勁。新的短周期、中周期和長周期的漸次展開決定了美國經濟“先抑後揚”的結構趨勢。
　　那麼，最後一個留給 2010年的疑問就是，美元作為美國經濟的貨幣反映，又將呈現怎樣的走勢？實際上，2009年12月，美元匯率已經觸底反彈，美元短期升值的原因有：其一，迪拜事件導致市場對主權債務危機充滿擔憂，風險偏好的再度下降助推美元升值；其二，由於主權債務危機的傳導路徑將是從新興市場到歐洲再到美國，所以歐洲已取代美國成為未來主權違約風險擴散的關鍵區域，風險分布的結構變化推動美元升值；其三，由於美國經濟反彈存在“超預期”的特征，12月發布的美國經濟月度數據明顯好於其他發達經濟體，市場對美聯儲較早加息的預期進一步增強，加之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高於大部分發達經濟體，因此流入美國市場的國際資金大幅增加，進而推動美元升值；其四，由於12月是年底，且美國利率上升的預期不斷增強，此前大量融入美元的攜帶套利交易（Carry trade）施行了平倉操作，市場行為推動美元升值。現在的關鍵問題是，此番美元短期升值是否構成中期趨勢由弱轉強的拐點？這取決於決定美元匯率中期趨勢變化的關鍵路標。對此，市場人士傾向於將美聯儲加息作為路標。筆者認為，加息是金融領域決定美元中期匯率趨勢的關鍵路標，而實體經濟領域的關鍵路標則是美國消費。匯率和實體經濟基本面之間不僅僅只是一個單邊映射關系，更是一個雙邊互動、互相決定的過程。從美元之於美國經濟的戰略意義的變化來看，在2010 年初消費疲軟階段，貿易引擎的重要性顯著加大，“弱勢美元符合美國經濟的利益” ，而弱勢美元戰略意義的下降將以2010年中消費主引擎的可能恢複為轉折點。因此，美國消費對增長貢獻重回曆史高水平將是鑒別中期強勢美元出現的一個關鍵路標。可以想見，2010年，美元匯率雖然無法擺脫長期貶值的大通道，但依舊會在美國消費回歸均衡水平後展現出一段中期強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