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社论】从12月15日起，中国多个大城市遭遇史上最严重的灾难性雾霾。遥感监测数据显示，灰霾面积为188万平方公里，意味着1/5的国土被灰霾笼罩。中国中东部地区日均浓度达到重度及以上污染的城市共有71个。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至少有27个城市启动了重污染红色预警，18 个城市启动橙色预警。其中石家庄、邯郸、衡水、安阳、焦作、郑州等城市空气污染“爆表”超过12个小时。

　　极端雾霾天气的出现，是一个积累的环境问题，折射出环境治理攻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据报道，中国水利部曾对全国700多条河流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有46.5%的河流受到污染、10.6%的河流遭受严重污染。不仅水源质量迅速恶化，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可耕地土壤污染也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

　　西方发达国家也曾遭遇雾霾肆虐。1952年12月雾霾笼罩英国伦敦，能见度很低，可以用“伸手不见五指”来形容，许多人呼吸困难，约有10万人患上哮喘等呼吸道疾病，并伴随着大量人的死亡。造成雾霾的主要原因是大量使用燃煤，加之不良的天气。由于雾霾危害大，伦敦下定决心治理雾霾，1956年英国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在城市里设立无烟区，区内禁止使用产生烟雾的燃料；煤烟污染的大户——发电厂和重工业设施被迁往郊外”。经过30年的努力，1980年伦敦每年霾日下降到5天，雾霾被彻底地制服。1943年美国洛杉矶首次出现严重的雾霾。1955年洛杉矶烟雾时间多达187天，当时研究发现，石油工业每天排放的碳氢化合物为500吨，而机动车每天排放1300多吨，致使洛杉矶数百人死亡。此后经过多方努力，美国联邦政府先后颁布了《清洁空气法》和《空气质量法》，着力控制空气污染，并且严格执行，2007年洛杉矶地区的空气终于达到了清洁标准，此时距1943年雾霾大爆发已过去了64年。

　　与洛杉矶的汽车尾气污染、伦敦的燃煤烟雾相比，中国的雾霾成因更复杂，属于高度复合污染，有煤污染，有机动车高速增长的因素，有建材、水泥等工业污染。应对这些污染，需要采取多种措施。

　　当前，中国经济正进入深度转型阶段，传统产能过剩不仅让中国经济附加价值难以获得提升，高企的外部成本也让中国经济沦为“赚一块赔两块”的境地。通过扩大传统产能来换取微薄利润的路已经走到尽头，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然而，在中国政府积极提倡环保的同时，如何对环境治理进行合理、有效规范，引导企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如何降低制度成本，进而将环保产业提升为新的战略产业……这些都是需要深思的问题。

　　中国的治霾决心是毋庸置疑的，政府已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淘汰和改造重污染企业。去年，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提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 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如果减排目标能够实现，雾霾污染将降低约42%。

　　中共高层将“去过剩产能”作为当前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正积极通过政策创新来为环保找到新的出路。今年8月30日，在深化改革小组第27次会议上，中共高层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这为企业通过公开发行绿色债券提供了政策基础，“钱与权”的基本问题初步获得解决。针对环保问题内在的产权不清问题，中共高层通过制度创新解决环保困境。近日出台《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给后续企业投入环保行业提供了相关政策依据。构建合理的市场机制和政府管治机制，比如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排污权交易机制等；建立和完善监督管理体制，以减少内耗、形成合力、提高效率；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对积极治霾主体和行为进行激励，对损害和消极治霾主体和行为进行约束；建立和完善针对各个主体的监测评价考核奖惩机制。总之，打赢环境治理攻坚战最终要靠强大的制度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