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惊喜！2025年10月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我的博士导师Peter Howitt赫然上榜，他看起来神采奕奕，笑容可掬，不似79岁高龄。我真是又激动又感慨，思绪一下回到30多年前，我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UWO——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经济系，就是投在Howitt教授为首的导师门下，勤奋刻苦地完成博士学业。

赴UWO读经济学硕博

我在复旦大学读的世界经济系本科，属于文科，学了一堆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数学英文也很局限，更不知求知探索的方式方法为何物。当时世界经济是个新系，师资缺乏知识落伍，也在百废待兴、探讨求索的过程中。

1986年本科毕业后，我考了本系的研究生，师从开明的系主任洪文达教授。还没开始就读，就碰上有中国人民大学系统培训西方经济学的福特班项目，为期一年，从几所重点大学——清华，北大，人大，复旦，交大，南开，武大，厦门，四川等的在读研究生群体里，通过几轮考试（数学、政治经济学、英文），择优录取。

这个福特班项目是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之庄教授发起组织，福特基金会出资，邀请了大部分是美国顶尖的经济学教授来中国教授西方经济学（宏观，微观，计量，法律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学，公共财政等科目）。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摸石头过河，非常需要西方经济学市场理论的辅助和指引，所以办这个经济学培训项目，中美方寄希望培养一代接一代具有世界眼光，掌握前沿理论的新型经济学家，来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保驾护航。这个福特班一共办了十年，培养了618名学员，其中有五年还同时在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举办。福特班学员自许为经济学黄埔军校，冠以福特班一期，福特班二期之类的标识符。

我们1986年的人大福特班是第二期，共45人左右。班里绝大多数同学都是本科学的理工科，有非常扎实的数理基础。当时录取的数学考试对学文科的研究生有很大挑战，微积分、线性代数、统计等，如果大学里没学过或没学好，天书般公式看都看不懂，更不要说解题了，导致很多优秀的研究生望而却步。

我后来恶补数学，借了理科朋友的书救急，学个一知半解。我数学功底原本还算可以，高中本来是理科班的，但因为上海当时有个脑残的政策——高度近视或色盲色弱

允许考理工科（除了数学或理论物理），我也就无奈转了文科报了世界经济。后来发现班上同病相怜的上海同学不少，都是受视力所限而无奈转文科，并不是对世界经济有多大的认知和兴趣。

荣幸考进了福特班，成绩还可以，想必英文和政治经济学帮我拉分了。后来发现有些学校还专门招募理工研究生事先集中培训，多争取进福特班的名额。而复旦则是放任自流，全靠个人努力。能在福特班榜上有名，是一大殊荣，毕竟强者如林，竞争激烈。当时我的导师洪教授也很为女弟子能进福特班而自豪，一年后，我重回复旦提出自费出国要求，他大开方便之门。

但一进福特班，就发现数学的重要性和我们文科生的短板。这是按美国研究生的课程来教课的，教材里数学公式符号眼花缭乱，外加又是英文教学，又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我们没有西方本科基础课的垫底，每堂课都要挑战各种艰难险阻。而我们班的几位拔尖的理科生则是如鱼得水，这些数学对他们来说，

过是他们本科学过的微积分统计数论在经济学上的运用而已。他们不但对课程内容精准掌握，作业考试对答如流，还时不时的指出教授上课时数学的不严谨，甚至是教科书上的大小错误，让教授们对我们班同学叹为观止，他们从没见过这么优秀刻苦求知欲旺盛的一批学生，有些教授甚至说，教我们班是他们教授生涯中最享受的一段高光时刻。

尽管在国内办福特班的初衷是培养师资和专业人士，输送到各大院校和政府机构的重要岗位，在教书育人或政策决策中发挥栋梁作用。但中国当时一穷二白，出国潮风起云涌，班上有好几位同学早就蠢蠢欲动，请教授写推荐信。有好几位教授觉得孺子可教，乐见其成，便纷纷向美国、加拿大等学校推荐，哪怕我们都需要全额奖学金，他们也想方设法为我们争取。教授的鼎力推荐，加上他们德高望重的名校声誉，当时福特班一年毕业后，就有几位同学立马出国深造了。

这其中不得不提到我们班的明星学员——陈晓红同学（她目前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美国人文和科研院院士）。她是武汉大学数学系本科，在福特班学习期间，是教授们公认的数学天才。当时西方经济学界正在向数理定量方向发展，强调用数学的逻辑和缜密来建造模型，用计量经济来做数据统计分析，所以数学基础扎实便是研究生院重点招募的香饽饽，所以陈晓红同学福特班一毕业，就去了UWO全奖读研。她在UWO也同样出类拔萃，待了仅一年便被福特班的另一位教授挖去加州圣地亚哥大学，专攻计量经济学。那里是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中枢，还有几位计量经济学的诺奖获得者。

陈晓红同学的优秀惠泽了我们班申请UWO读研的同学，学校一概照单全收并给予全奖。当然，福特班教授的强力推荐也功不可没。当时UWO经济系实力很强，全球排名前15，有不少世界知名的教授，但苦于招不到优秀的博士研究生。现在忽然发现中国留学生数学优异，且刻苦用功，自然视若至宝，敞开大门，前后录取了我们班五分之一的同学，我也是其中之一。

在UWO完成必修课程要求，通过博士资格考试

1988年10月10日，我到达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伦敦市的UWO，正值加拿大的感恩节，大雪纷飞。在上海没见过鹅毛大雪，我却顾不上欣赏雪景，当时已开学6个礼拜，其他研究生早就适应了学校生活，并已经开始准备期中考试。我迟到是因为起先准备去美国读书，但签证被拒两次，才当机立断改签加拿大。

插班后的第一学期，学业上是艰难困苦。如果说当时上福特培训班可以将就凑合，教授们理解大家的基础参差不齐，考试都让通过，毕业证人人有份。但到了UWO可是动真格的，上的课都是正儿八经的研究生课，期中、期末考之外，中间还有作业和测试，优胜劣汰，一年下来，差不多淘汰一半，压力山大！UWO经济系是以美国顶尖大学经济系为标杆，当时教授们很年轻也很牛掰，很多是加拿大人去美国名牌大学拿了学位返加当教授，他们以设置高难度课程为荣，内容都是当时最前沿的研究课题，对数学要求很高。

这些高难度的课程，对迟到六周的我是雪上加霜，上课茫茫然不知所云。本来我的数学基础就薄弱，所有要求的先修课程——微积分，线性代数，计量统计等，我都没有系统学过。现在既要赶学习进度，又要补数学，更不用说初来乍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还要适应新环境新生活。我的期中考试成绩惨不忍睹， 10分、20分之类的，没得零分已是奇迹。

我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没日没夜地急起直追，一天掰成两天用，连当时夏时制转冬时制多出一小时都让我喜出望外。当时我租住在一位老太家，她每天巴望着我能陪她喝喝茶聊聊天，但我只能关在自己的屋子里学习学习加学习，她诧异地跟家人朋友说，中国学生怎么读书这么用功？好在我的同学们也挺帮忙的，为我答疑解惑，借笔记给我抄看。班上有几位香港同学，着实让我羡慕，他们在香港读的本科，受到西方经济学的系统训练，无论是英文数学，还是经济学理论人文知识，都是无缝接轨，所以他们上课驾轻就熟，考试名列前茅。

紧赶慢赶2个月，圣诞节前的期末四门考试，我居然都及格了，甚至有一门课拿到了A，这让当时系里的研究生项目主任（graduate director）大为惊讶，因为我的先天那么不足，初来乍到什么都不懂，也不是什么数学尖子，居然还挺过来了，成绩还超过了其他按部就班的学生。这位研究生主任从此对我刮目相看，我后来继续读博，夏天给本科生教课，到后来找导师找工作等关键场合都为我撑腰说好话，是我在UWO的恩师之一。

接下来几年的课程学习和博士资格考试很快就在拼命学拼命赶的节奏中通过了，要学要补的内容实在太多，全方位的，像是把十几年的认知、环境、语言和知识都浓缩在一起，加以适应理解和融入。好在待的时间长了，耳濡目染融会贯通，慢慢就能跟上步伐，感觉不再那么煎熬。UWO属于加拿大的贵族学校，所在的城市伦敦是个大学城，周围很安静恬谧舒适，适合专心读书做学问。

教授们对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印象，一是数学好，二是学习刻苦。数学不行，基本上就读不明白经济学文献，也就当不了博士，很遗憾这就淘汰了很多加拿大学生。至于学习刻苦，那是毫无疑问的。当时还没有个人电脑，我们花很多时间待在计算机房（computer lab），不管是用LaTex输入和打印论文，还是做计量统计数据回归分析，或是用模拟软件评估模型，都需要用计算机。计算机房就在教授办公室的同一楼层，他们进进出出都能看见我们在里面如火如荼。时间待长了，连教授们都看不过去，劝大家“周五晚上，你们年轻人应该出去派对玩乐”。但我们基础太差，要学的东西太多，快马加鞭都尤嫌慢。有时候觉得好遗憾，早知如此，大学期间就该全力以赴学数学、学英文、学西方人文，打好扎实的基础，现在就不会这么狼狈焦灼。但反过来再想，也许正因为中国当时精神资源的极度匮乏，才使得我们有如此强烈的求知欲，才会那么勤奋刻苦急起直追，把吃苦耐劳精神培养出来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师从Howitt教授，完成博士论文

必修课程读完，通过博士资格考试，更艰巨的任务是完成博士论文。过去在复旦写本科的毕业论文，不懂什么批判型思维，知识底蕴也不够，论文就是东抄西抄，断章取义《资本论》的一些段落来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唱赞歌。所以现在要写博士论文，我是初生牛犊无知无畏，尽人事听天命。

首先要找导师。Howitt教授是我第一人选，他教过我两门课——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属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当时我们系有两大宏观经济学派：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都是基于八十年代美国经济滞涨所衍生出来的新学派。前者认为美国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财政和货币干预政策导致了滞涨局面，政策在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情况下已经对经济起不到刺激作用，反而徒增通货膨胀，所以倡导回归古典的由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市场和经济的模式。而新凯恩斯主义则在滞涨的局面下进行改良，认为经济存在很多摩擦和成本，市场是不完善不全面的，理性预期不会一蹴而就立马到位，会有调整的时滞和阻力，所以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还是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当时系里的两派针锋相对，其激烈程度在学术讲座上可见一斑。

对我来说，上Howitt教授的课更有意思，他以讲经济学的思想和路径为主，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我们读起文献来也得以了解来龙去脉，赏识文章的新意和优胜之处。在他的课上，理论为主，数学为辅，尽管他本人的数学功底很好，但却认为数学模型只是一个演绎工具，用来精准描述假设和场景，在用方程公式逻辑推理过程中，不至于像文字描述那样容易引起概念模糊结论不清。而当时UWO学的有些课，像是在解数学难题，假设市场完美无缺，需求和供给马上成交无摩擦无成本，感觉跟现实的经济世界有点距离。

可能我在他的两门课上表现尚佳，所以当我去他的办公室请他当我的博士论文导师时，他欣然应允，我也像是撞了大运，心里石头落地。毕竟他是加拿大众所周知的明星教授，教学科研甚有口碑，权威性强，公信力高，请到他当博导与有荣焉。

接着，我请他推荐论文课题，他说：“哦，现在有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是经济周期中失业的高低起伏，到底主要是由经济整体的波动引起的（aggregate disturbances），还是由产业板块之间的结构调整，导致员工需要岗位迁徙重新就业引起的（sectoral shifts），你可以试试这个题目。”我像是接到了尚方宝剑，说一不二就一头扎进了这个题目的研究。这个宏观课题我觉得可以尝试，其他对数理计量要求高的研究项目，我就自叹弗如避之不及了。

Howitt教授当时是以研究宏观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s）和政策调控而闻名学术界，给我这个课题也是顺理成章的。后来他的研究方向转向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把“技术创新 + 创造性破坏”要素引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使增长成为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给定的，将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变成可操作、可检验的现代宏观模型，这也是他同他的合著者Philippe Aghion荣膺诺贝尔奖的动因。这篇开创性的论文是1992年发表的，之后他推荐他的博士弟子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后来听他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做经济周期研究令人沮丧，讨论萧条失业动荡；而做经济增长研究却令人振奋，生产率提高了，饼做大了，大家就有机会多分得一杯羹。

我的论文的第一部分是建了一个搜索模型（search model），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失业可以是受大环境波动的影响，也可以是受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建模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把这两个假设的重要性对等地表现出来，而不是一个是首要的（first order）, 另一个是次要的（second order）。Howitt教授也跟我指出这点，模型本身不能已经把权重放在其中的一个假设上。试来试去建模折腾了好久，最终找到了方案。但模型不能导出闭式解（closed-form solution），我就学着用MATLAB 软件做模拟，用数字来表述模型的结论。这就成了我的论文的第二部分。

当时学MATLAB软件语言，用计算机输入程序打印结果，都是在系里的计算机房完成的。我们同学之间还相互排错（debug），长串的程序代码，有一个字母打错了，就会差之千里，自己盯着看，眼睛都花了，换个新人校对，容易找出纰漏。

我的论文委员会（thesis committee）的三位博导之一，David Laidler教授，是UWO资深的前辈，他的办公室就在我们研究生计算机房的对面，时不时同我们打个招呼。他曾是UWO著名的宏观和货币经济学教授，发表的著作论文等身。但后来因为数理不行，就逐渐退出教研舞台，我们都没机会听过他的课。他自己总说很遗憾看不懂当代文献（I can’t penetrate modern literature），参与不了用数学演绎来进行的讨论。但他是位非常和蔼可亲的老教授，50多岁（在系里大多是30-40岁的教授眼里，他属于老前辈）。他会质问我们一长串数学公式背后的经济故事是什么，要能够说出个道道。但同时他对我们这帮能长袖善舞数理计量且非常认真刻苦的学生，也持钦佩和肯定态度。

Howitt教授和Laidler教授是长期的合作伙伴，良师益友，看到他们经常一起去打高尔夫。是Howitt教授推荐Laidler教授加入我的论文委员会，我当然是求之不得。Laidler教授还帮我去一个美国的基金会申请到了一笔8000美元的研究资助，是我在UWO的另一位恩师。

到了模型理论成型后，接下来自然就想到应该用数据来说话，从实证角度检验这两个假设，到底哪一个在现实世界失业的起伏变化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这就构成了我论文的第三部分。首先是收集数据，我去管理学院从缩微胶片（microfiche）下载和提取数据。其次就是用计量时间序列回归法，来分辨两者的相对重要性。这些过程回头说来容易，其间都是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勤学苦练。当时系里没有教授专攻时间序列的计量方法，我就跑去其他学校咨询，后来系里新聘了一位刚毕业的计量教授，我就请他做我的博导之一，但他心不在焉经常失踪，过了两年就离开UWO了。所以我在数据分析的这第三部分，基本上就是现学现卖，自学成才。

写论文的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一个课题做时间长了会感觉枯燥，我也是东读西读兴趣广泛，有时会跟Howitt教授探讨有什么新课题可以尝试。他每次都让我不要转移阵地，一是我现在论文进程可以（on the right track），要坚持下去；其次，我提的感兴趣的课题并不新颖，都已经有很多人在做。比如，我曾觉得做商业周期的内生多重均衡(endogenous multiple equilibriums of business cycles)可能蛮有意思，他立马给我否决了。看来导师的重要指导作用不但是建议你做什么，还要建议你不做什么，心无旁骛，避免浪费时间。尽管Howitt教授平时很忙，讲话很简明扼要，但我每次论文的修改稿他都会阅读，对我的进程了如指掌，总能给我精准的指点，他是我在UWO的最大的恩师。

我博士论文的三章就是围绕一个课题两个假设，有数学模型，计算机模拟，再加上计量数据分析，所以还是条理清晰思路连贯，又显示了一番我在理论、数学和实证的全面功底。最后论文答辩不仅有系里的公开答辩，还有外面请来的独立评审来进行口头答辩。过五关斩六将，大功告成。

UWO博士毕业，开始约克大学教授生涯

看到我的论文基本完成，Howitt教授建议我可以上就业市场找工作了。UWO有非常严格的研究生资助制度，只提供4年的助教金（teaching assistantship），如果期间毕不了业，那就自寻生路来维持学业。UWO教授也不多有基金会、企业、或政府方面的赞助，所以很少有助研金（research assistantship）。所以这资助的局限，也是我们紧赶慢赶完成博士学位的动力之一。

1993年初我开始找工作。北美每年一月初有个经济学(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年会，既是教授学者们相聚交流、宣讲研究成果的集中场所，也是新晋博士生们找工作供需见面的招聘会。我多年一直坚持参加这个年度的经济学年会，与同行朋友面见寒暄互通有无。我们福特班的老同学总是会聚会一下，还邀请教过我们的教授一起参加，邹至庄教授曾受邀跟我们一起共进晚餐。

想必Howitt教授给我写的推荐信给力，我拿到了4个加拿大大学的面试。加拿大毕业生基本上没机会打入美国市场，连加拿大大学本身也是盯着美国的优秀毕业生。

除了学术工作，我还面试了世界银行青年经济学家项目（Young Economist Program）的工作，Laidler教授帮我复核申请材料，斟酌问卷的回答。世界银行派专员来UWO面试，还安排我飞去华盛顿做最后一轮面试。

一月份经济学年会面试完后，接下来就是去那些大学做访问办讲座（campus visits），跟系里更多的教授们交流，看看是不是能够融入。最后我拿到了三个学校的聘书，还等着世界银行最后定夺。当时Howitt教授建议我把世界银行给拒了。我很诧异，内心还期待着去世界银行当经济学家。但他认为待在学校里，可以继续学习研究不断长进，去了世界银行就是从事运营工作，研究的空间就受限了。他是学术至上主义者，自己也是身体力行乐此不彼。最终世界银行也没给我聘书，我就选择去了多伦多的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当助理教授。去了之后发现，约克大学对Howitt教授敬重钦佩有加，我曾请他去约克大学做讲座。不久，Howitt教授当上了加拿大经济学协会的主席，没过几年就跳槽去了美国大学当教授。

我开始了约克大学的教职后，跟UWO的紧密联系告一段落。我自己也忙着研究教学，把毕业论文整理后投杂志发表，还要操持家庭孩子。我在三十岁之前，拿了博士，找好工作，成了家庭，生了孩子，算是达成了“三十而立”的里程碑。

告别学术界，加盟美联储

搬到多伦多在约克大学开始工作后，尽管工作生活依旧紧张繁忙，但总算心里有了点底蕴，可以喘口气放缓一点脚步，思忖一下人生规划。

多伦多是加拿大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全国经济和金融中心，有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各大银行的总部，资产管理、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也是密集。多伦多以加拿大的纽约做类比，也有金融一条街，称作贝街（Bay Street）。身临其境，我结识了一些在银行工作的朋友，眼界开阔了不少，书本上学的货币金融就近在咫尺。

在我自己研究和教学的工作层面，尽管我教书的业绩不错，学生们给我打分在4分以上，上了系主任的光荣榜，但我如果一门课教了几遍，就觉得有点枯燥，想试着教新的课。所以我在约克大学，安排我教博士生级别的宏观经济学，我也争取到了教博士生级别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只占工作的小部分时间，大量的工作还是花在写文章发文章上。我曾向Howitt教授讨教怎么修改论文，投哪个学术期刊；向Laidler教授抱怨收到一堆拒绝信和修改信，大失所望，他还宽慰我， “不接受你的文章是他们的损失”。慢慢的我也发表了几篇文章，知道了学术界的游戏规则。我还兴趣广泛，曾涉猎机构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和网络经济学（Internet economics）的研究。

但我对金融界的好奇与日俱增。90年代初正值衍生产品的金融创新风起云涌，整个金融行业创造了一个新的职业——量化师（quants），基于深厚的数学统计概率编程基础，从事衍生产品的定价交易风险管理的工作。多伦多大学John Hull教授写的《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证券》（Options, Futures, and Other Derivatives）成为管理学院的必修课，从业人员人手一本。我近水楼台，还跑去多伦多大学旁听Hull教授的课。也自学了《Corporate Finance》,《Investment》等一系列金融的基础课程。有了经济学的理论和数理功底，金融概念和运作都不难掌握。

我萌生了下海去金融界的想法，有朋友提议不如干脆去美国华尔街闯荡。当时认识几位复旦数学系毕业的理科尖子，拿了数学博士或已经当了教授，都跳槽到华尔街工作。其中一位徐幼于博士，看了我的简历，很积极鼓励，“像你这样的学历背景，在华尔街肯定能找得到工作，只是因为没有任何实际工作经历，需要花点时间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这位徐博士，后来在德意志银行工作期间，因为准确预测到2008年时段的房贷危机并且设计了高效的对冲工具而声名远扬，电影《大空头》（The Big Short）里的华人就是他的原型。

如果说找到华尔街的工作是必然的，那最后落地到美联储则是因缘际会。当时美联储（纽约）在如火如荼的金融创新中需要与时俱进，需要与行业对标的量化人才，来理解银行所开发的新的产品，新的风险模型，以及对银行资本监管的政策和实践所形成的新的要求和挑战。当时纽约联储的银行监管部门，经常调用研究部门的经济学家来协助此类工作，所以对经济学家情有独钟。我正好是撞在这个节骨眼上了，两轮面谈，大小老板加经济学家，考问了一些风险管理模型的基本数理概念，就拍板录用了，倒是背景调查和文案准备花了几个月时间。

这里就要感谢UWO高压下系统的数理统计训练，及做博士论文时严谨的分析思辩和写作要求，让我在美联储工作游刃有余备受器重。这时，就轮到我的同事们羡慕我扎实的功底了。比如，我们一行去摩根银行（当时还没有跟大通银行合并）考察他们行业首创的信用衍生品（credit derivatives），大老板让我写个会议纪要总结一下，我就用一页纸把这个产品的来龙去脉言简意赅描述了一下，清晰列出几个条目，然后这个创新产品对监管的诉求和风险考量也列出几个条目。这份会议纪要备受瞩目，也成为华盛顿总部监管部的重要参考。另外，我在做信贷风险模型（credit risk model）项目时，把大通银行的模型做了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用了一个数值例子（numerical example）来演绎大通银行是怎么把各个参数输入模型，模型用了什么假设什么方程式，最后得出怎样的风险评估，对违约预备金和风险资本金有什么要求。这个数值例子只用了两页纸的篇幅，就把模型的来龙去脉揭了个透彻，也一时成为美联储研究信贷风险模型的经典。

后来熟悉后，我的小老板口吐真言，“当初不知道加拿大培养的是什么样的毕业生，不知道工作能不能上手，现在才发现原来不比美国的毕业生逊色。”美国人对加拿大这个邻居有着天然的忽视和无知。很高兴我为加拿大优质上乘的教育正本清源，成功地扳回了一局。

后续

我开始在纽约联储工作后，给Howitt教授打过电话，告知了他一下。当时他已经离开UWO到了美国。他接到我的电话很高兴，祝贺我在纽约联储工作，还说那是个很棒的地方，研究部门非常出色。我想他可能是误判我在研究部门，就更正了一下。也不知道对他这位学术大师来说，我脱离学术界的“离经叛道”是不是让他倍感失望。后来自己也是忙着工作家庭，跟学术界渐行渐远，跟导师教授们都几十年失联了。

听到Howitt获诺贝尔奖的实至名归，我第一时间给他写去邮件祝贺，他过两天也回了感谢的邮件。我原本还担心我这个逆子逃兵，没能如他所愿坚守在学术领域里耕耘，想不到他对我这几十年下海到纽约华尔街驰骋还是持赞许态度，让我松了一口气。

我们的成长环境跟导师们是不一样的。他们一路走来有很多选择，对市场运作经济机理已经有身临其境的充分了解，最后决定从事学术工作是真爱，是志向。而我们当初出国是别无他计走独木桥，腰揣100美元闯荡江湖，能读书有全额奖学金不愁吃穿就是上上大吉，哪还管得上自己的什么兴趣爱好。等到读完了博士工作了，有了些底气，才觉悟也许可以做些其他选择，权衡自己的偏好个性，换个维度赛道，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人生动荡中，所幸UWO一直不离不弃。无论搬家换工作到哪儿，他们总能找得到我，每年都会来信更新UWO的近况，当然还要征求捐款。我对UWO十分感激，也惭愧自己没有跟导师们保持联系，所以每到这个时刻我就打开支票本捐点钱，以表心意。

这次Howitt教授获奖，UWO经济系还找到我，让我写点回忆录，描述一下当Howitt教授门徒的经历和体会，要出个专辑。我自然是当仁不让，可以籍此又跟母校和导师连上，真是冥冥之中天赐良机。以后的岁月，我一定要跟UWO的导师和教授们好好保持联系，找机会去拜访他们，祝贺他们功成名就，祝福他们健康长寿颐享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