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氏在1990年代的三次访华，见证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为处于攻坚阶段的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支持，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特殊历史节点，构成了中美高级别金融外交的核心桥梁。

1994年秋，格林斯潘作为美联储主席首次正式官方访华。彼时，中国正面临严峻的经济过热与恶性通胀压力，同时正大刀阔斧地推行新一轮的金融与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格林斯潘在北京市受到了中方最高层的热烈欢迎。时任副总理兼央行行长朱镕基在对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当时的金融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美联储的运作经验。此次访问不仅确立了中美高级别金融外交的常态化机制，更开启了美联储向中国央行提供货币政策工具设计、支付清算系统以及银行日常审慎监管等方面的基础技术援助。

1997年5月，格林斯潘再度展开官方访华行程。此时，距离同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仅剩两个月，国内正处在香港回归筹备、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集中处置、以及资本市场初步探索并行推进的关键转型期。与以往宏观层面的务虚交流不同，此访转向了实操性极强的银行业微观机制研讨。格林斯潘与国内金融系统高层展开了多轮闭门深度磋商。依托美联储长期应对系统性风险、完善银行合规监管的实践经验，他同中方探讨了市场经济框架下信贷管制的有序放开、商业银行经营自主权的扩容、以及资本充足率长效监控体系的搭建等核心议题。这次访问打破了冷战后中美在金融制度上的隔阂，在风暴来临前夕，有效加深了中美央行决策层的相互理解与政策互信。

时至1999年1月，亚洲金融危机蔓延至冲击最强的下半场。全球资本市场普遍形成悲观预期，判断人民币将在区域货币贬值的多米诺效应下承压下行。在此关键背景下，格林斯潘开启了一次保密性极高的非正式访华行程。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与其举行了秘密会面，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陪同参会。这场会谈围绕三大战略议题展开。一是人民币汇率稳定底线的明确传递。朱镕基向格林斯潘清晰阐明了中方坚定维持人民币汇率平稳的政策立场。中国以顶住外部贬值压力的实际举措，为风雨飘摇的亚洲乃至全球金融稳定筑牢了支撑。二是跨境短期投机资本管控的磋商。戴相龙行长在后续闭门会谈中向美方明确提出，中方将严厉监控具有强投机属性的跨境短期游资，同时要求美联储采取措施，约束华尔街针对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恶意做空行为。三是就中国加入WTO进行深度交换。在探讨入世前景时，格氏提出入世虽会让中国国内大量经营低效的国有企业直面国际竞争的残酷冲击，但对外开放所释放的市场红利，能够创造大量高质量的现代就业岗位，进而可以借外力倒逼国内深水区的国企改革。朱镕基高度认可这一大开放倒逼大改革的分析思路，并在会晤中释放出加快推进中美入世双边实质性谈判的明确信号。这场会面不仅在短期内稳定了全球对人民币的信心，更在战略层面上，为1999年末中美正式达成入世双边历史性协定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贸易规模快速扩张，对美贸易顺差持续走高，美国两党政客纷纷炒作人民币汇率操纵议题，主张通过加征关税逼迫人民币快速升值。不同于华盛顿政界普遍的民粹贸易保护论调，格氏立足全球供应链分工，给出了更为客观理性的研判。他在国会听证会上明确指出，逼迫人民币升值、对华加征关税无法缩减美国贸易逆差，也无法让制造业岗位回流美国。彼时亚洲已经形成成熟的跨境分工体系：日韩及中国台湾地区负责核心零部件生产，中国大陆承担最终组装与出口物流环节。即便人民币升值，美国零售商也不会将产能迁回本土，只会将组装环节转移至东南亚、拉美等低成本地区，美国贸易逆差结构不会改变，反而会抬高美国居民日常消费品价格，加重民众生活成本。

与此同时，格氏也客观指出了当时中国固定汇率制度的内生风险，其出发点并非维护美国利益，而是警示中国内部宏观经济隐患。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央行持续增持美元外汇储备，被动投放基础货币；为对冲基础货币泛滥带来的通胀与资产泡沫风险，央行不得不长期发行央票、维持高存款准备金率。格氏认为这种操作会降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叠加信贷资源行政化倾斜，持续向低效国企输送低成本资金，积累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因此他持续呼吁中国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有序放开资本管制，让市场自主完成资本与风险定价。

除此之外，格氏依托全球储蓄过剩理论，解释了2004-06年美联储货币政策失效难题：美联储连续17次上调短期基准利率，但美国10年期国债长端利率始终维持低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灵。核心原因在于亚洲经济体历经1997年金融风暴后，普遍积累高额外汇储备，中国将海量贸易顺差持续配置美债等美元资产，长期压低全球长端利率，直接对冲美联储短期加息的紧缩效果，房地产泡沫调控目标最终落空。

摘编源自：新经济学家智库专稿《格林斯潘的思想嬗变与是非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