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的过世，在海外早在预测。但是真正得到逝世消息的却不是从中国官方媒体，消息灵通的海外媒体早一些就报了。消息传来不能说突然，但是一些曾经在自己的生活扮演过角色的人，曾经有过接触的人，不断在美国的电视、电台中看到他们的衰落，不仅有感慨万千，也不由得自己当年从事学问、教育研究的选择感到庆幸。显然，人的命运多舛，也许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产生命运的结果不同，这不能说自己有多聪明，而是人常常会不由自主的，结果不同的就是命运所在。

笔者曾与朱镕基市长有交运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不说邓小平的力挽狂澜，也不能不提到中国人民意识到求变改革的内在动力。上海历来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前沿。本人也得益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政策落实，更重要的是中国开始了高考制度，教育改革，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家庭的人，才有机会，在高考、自学考试的早期就获得文凭的人。文化革命其实把50中期的都变成小学程度的青年，我没有看到上世纪73-75年毕业的初中生，真正有高中文凭，而是被人同意可以填写高中毕业学历的青年，大家知道，这是为安抚这代被时代抛弃的年轻人，同时为当时的中国总体教育程度提高有所面子的政策所致。我大概是其中也是自学考试真正补了高中文凭的考试，也在普通高等教育获得文凭前就亟亟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并获得文凭的异类，成为新时代的 “知识分子”。

改革也是每个人命运的改变，我考进了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派驻外国机构做雇员，成了当时的“新买办”。政策说“对外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早年拎皮包、穿西服、蹬皮鞋，坐轿车的“洋买办”。当时的外事纪律很严格，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当然会“夹着尾巴”做人。因为自律和工作能力显示，外国首席代表对我评价为“中国的雇员比国外的好”，就纳入了“先进工作者”人物，作为培养对象，大概就是我们这批“能改造好的一代”的典型了。

朱镕基调任上海就是百废待兴、城市发展困难重重的年代，也是我有机会通过上海市与旧金山市高级经理项目的严格审查和考试（后来改为高级商务班，没有想到，这个国际商务成立，成就我一贯到底的专业和事业），不得不说，到了70岁生日的一天，我在美国的寓所，不得不怀念当时开明的直接领导贾民、汪阳、顾家栋、孙大铭等人，我的出国政审单签字人是时任外经贸委领导罗世谦。

在中国引进外资的前夕是外国商务机构驻华办事处的开放。上海的工业、外经贸行业都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多渠道地选拔了一些干部出国培训，我们在上海大学国际商业学院、上海市外经贸委和美国旧金山友好城市的联合启动和培养下，在上海学习，到旧金山实习，这是我们真正跨过了文化的界限，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上海的发展作为早期的外向型经济做成了准备。我也通过“民选”成为这个“班长”，这是我第一次做了许多官员集中的学习领导。

认识朱镕基市长是当时在中国风波以后，我们在海外实习的人是坚信中国改革开放势在必行，朱市长带领的市长代表团到美访问，我提前结束了在华盛顿的考察，回到旧金山与旧金山城市友好委员会的方主席等团队，迎接代表团到来。我向汪道涵前市长汇报了美国当地报纸，把他的照片误标为朱镕基时，他哈哈大笑，表示其实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他希望我和美国朋友Robert Dun (我的老师)要多做让美国社会多了解真实的中国。晚宴前，朱市长做了非常风趣和有深意的讲话，在交流前我被分配当了当时宁波市市长耿典华和武汉市市长赵宝江的翻译。晚宴上，我被实习公司Mckesson Corp（美国著名上市公司）老板Tom Simon和 Chuck Woods介绍给了朱市长，他简单听取我在美国实习情况汇报后，特别是知道我是三懂（懂经济、懂法律和懂外语）干部时，他毫不掩饰的告诉我：我们政府就需要这样的人。……回国后不久我莫名其妙的接到调令到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放办工作，第一天就接受了当时的当家人沙麟副主任的接待，不知道这是否是朱市长的记忆好还是他的说话当真，但是外界就把我当成了朱镕基的人啦！政府机关常常划线，我也不能解释什么。但是后来杨昌基调任北京，我去送行，他大概知道我的情形，要我写封信给朱镕基，我也提及了与他在旧金山的邂逅相遇，也给他寄去了当时的照片，其实也很纠结，与他的合影没有底片，也算是一个个人心愿。现在大概只剩下我组织大家与朱市长合影的集体照一张。当然，以后浦东开发办工作中，我们也收到过朱市长的多次批示，如我们对自由贸易区的资料翻译件的批示：印刷为要求500名局级干部阅读等。也多次参加他主持上海研讨会、市长咨询会议等等。为他带领出访外事官员准备的演示资料等等吧。最后一次与他会面，他将到北京出任副总理前夕，向市府各委办告别时了，我与大家都是同等的待遇，和蔼可亲却难得笑脸，一个实在眼手一致的握手。这一刻，其实我当时暗暗决定，随着他的离去，我也将离开政府工作。这种感觉，居然在我1993年回国述职后，真的调离了政府，到大学从事教育和研究了。1993年当市政协委员的第一篇联合时报采访的题目就是“沉下去研究问题”…….

上海社会对朱市长的评价：严厉而亲民

我应该是从浦东产生的第一名市政协委员，这个内容大概与朱市长没有直接关系，却与朱市长十分欣赏的黄奇帆有关。做了第二届市政协委员时，有一位我们当时浦东新区的人事组织部的部长是施耀新，他的外甥是我的学生。也许没有了官方的关系，他才和我披露了这个内部，使我十分震惊。这倒是符合了当时的历史背景。第八届政协增加了经济界别，浦东新区管委会管辖浦东的市政府派出机构，组建的名单中需要有浦东最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经济界人士参加，十分应景。我当时已经参加了具有经济界的非中共人士，成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会员，在政府机关工作，十分稀少。其实我的非党身份，也是出口转内销的。我负责外事接待，曾接待了来自台湾的联合报，这位来自台湾记者，不知是出于什么目的，在采访后期，问了我是否是中共党员，我也不以为然，表示不是，也自作主张的表达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历史，把国家文件说的我们是参政党等等的统战术语都表达了。我同一处室的老张，一位老的公安处长，退休后被聘到我们这里来看外报动态，一天他突然问我：老夏，你不是共产党员？我感到惊奇。后来他把这个报道的文章载给了开发办领导看。过了几天，黄奇帆有意无意的问我：你不是共产党员，我当然如实表达，我只加了一句，我从来没有隐瞒呀!我坚信我的档案一定真实无比，但是当时即使一般人不注意个人的政治面貌，但是党务和宣传部门还是要从严把关的，我也就从外宣的领域退到内联的部分工作内容。

朱镕基是政府领导，徐匡迪任市长时其实他是市委书记，但大家对他还是感受为行政干部。在社会活动中的朱镕基其实是非常有行政强势的人，这与他可能出身“右派”有关，比较实。上海的菜篮子出问题，我已经作为市政协委员了，调研建议由马松山秘书长转市委，后来孟建柱来给我们开小型座谈会，提出来“菜篮子工程”，大概率是朱镕基的拍板下的政绩。在我们基础干部中，大家都说，局级干部怕朱市长，都躲得远远的，他非常守时，也直接训人，不顾脸面。但他对基础干部和老百姓都是笑脸相遇，常规的老虎脸和短眉杨起都不曾出现。其实，民间传他当面开销批倪天增，实际有知情人告知我，他也是道歉的。朱市长就是敢作敢为，如果南浦大桥没有他的魄力，不知连接上海的浦西浦东交通会拖多久，还有取消浦东过隧道收费，他也是尊重经济效率和大局观念的。虹口、南市两区的不少“下只角”应该都是在他任上，在当时一帮各级领导的实干下，做了先期的“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虽然，以后他在统筹东北三角债，国退民进中有些败笔，也是出于他本人太相信政府有形的手，但从我们有限的经济学理论来看，他也是计划经济中具有改革的先驱者，这应该是我们上海人民一直难于忘怀他的人品、性格和能力的地方。

作者：夏善晨教授，美中国际商务高级研究院院长、中华商报副社长

供图：常高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