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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20日
深圳之后:当大国重新对话,世界能否迎来一个合作的新时代?
2026-11-20 06:10:56
来源:中华商报记者逸浚综合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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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峰会可以在两天内结束,但真正的和平与繁荣,需要各国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共同建设。深圳的意义,最终不应由会议期间的掌声决定,而应由会议之后的行动证明。世界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但只要对话没有中断,合作的可能就不会消失。而这,或许正是2026年深圳APEC留给未来最值得思考的启示。

2026年11月19日,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结束,这座因改革开放而闻名世界的城市,再次站到了国际政治与全球经济的交汇点。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在深圳的外交活动,踏上返美行程。一场汇聚亚太主要经济体领导人、跨国企业家与国际组织代表的盛会,也由此进入了更值得思考的阶段:当会场的灯光渐渐熄灭,外交礼仪归于平静,世界究竟从深圳带走了什么?是几份外交文件,是若干新的经济合作倡议,还是大国关系中一种久违的对话意愿?这些答案或许都成立,却不足以概括此次会议的全部意义。

如果将深圳APEC放在更长的历史坐标中观察,就会发现,它同时呈现了当今世界的两种现实:一方面,国际安全格局仍然紧张,大国竞争、地区战争和核风险并未消失;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深层联系,仍然推动各国寻找合作的可能。政治上的分歧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在深圳表现得格外鲜明。

深圳会议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已经消除了多少分歧,而在于它使一些最难解决的分歧,重新进入了最高层级的直接对话。


一、从亚太经济合作到大国战略对话:深圳会议的双重意义


此次APEC的正式主题是“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在11月19日的领导人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提出,应当以团结互助、开放融合、创新进取和包容发展为方向,建设亚太共同体,并从经贸、互联互通、创新与发展四个方面加强合作。


然而,国际媒体关注的另一条主线,是中国、美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在深圳举行的首次三方会晤。三位领导人关注的重点并不完全相同。美国更重视核军控和地区安全,俄罗斯关心乌克兰冲突及能源安全,中国强调大国关系稳定与国际合作。正是这些差异,使三方直接对话具有现实意义。但也应当看到,三国之间并没有因为一次会晤就形成统一的国际战略。乌克兰问题仍然需要直接当事方参与,核军控涉及不同的核力量结构,地区安全安排更不能忽视其他国家的合法关切。

因此,深圳会晤既不应被简单比作一次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会议,也不宜被描述为已经诞生了新的世界秩序。它更准确的意义,是为持续的战略沟通打开了一扇窗口。

二、和平宣言的意义:大国开始讨论如何降低共同风险

新华社《中俄美元首和平宣言》全文,提出了四项重要内容:联合国改革、精炼石油产品供应、国际刑事司法管辖问题,以及核风险与核扩散问题。

路透社11月19日的报道确认,中国和俄罗斯方面宣布三国达成了这份和平宣言,但在报道时,三国领导人尚未就会晤结果共同面对媒体作进一步说明。这一区别值得重视。宣言文本的公布,意味着有关共识已经进入公开外交记录;而这些共识能否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安排,还需要后续谈判、执行机制和各国政策的配合。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国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并提出继续开展减少核风险、防止核扩散的对话。

这并不是国际核军控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原则。早在冷战时期,美苏领导人就曾确认核战争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者。此后,主要核武器国家也多次重申类似立场。但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重新确认这一原则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因为核安全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只是核弹头数量。导弹预警、网络攻击、人工智能参与军事决策、地区冲突中的误判,都可能增加危机升级的风险。未来真正值得观察的,是三国能否围绕危机热线、军事透明度、战略风险沟通和核不扩散建立持续机制。

与此同时,宣言有关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表述,也可能引发国际法领域的争论。国家主权、官员豁免与追究严重国际罪行的责任之间,长期存在复杂的法律关系。三国表达共同立场,并不意味着相关国际司法争议就此解决。这恰恰说明,和平需要政治意愿,更需要制度安排;需要大国承担责任,也需要国际规则获得广泛尊重。

三、中美关系:从改善气氛走向管理分歧

与三方会晤同样重要的,是11月19日中美领导人的双边会谈。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援引现场消息指出,双方都以积极措辞谈论两国关系,特朗普称双方拥有特殊的关系,中国领导人则强调保持关系稳定、沿正确方向发展。

这次会晤值得注意的地方,不是双方在贸易、技术和安全问题上已经取得全面一致,而是开始强调战略稳定、相互尊重、公平与互惠。对于全球经济而言,中美关系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影响。两国在制造业、消费市场、技术创新、能源与金融领域的互动,直接影响亚太供应链和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但经贸摩擦并没有因为领导人会面而自动消失。

美联社指出,美国对先进芯片及人工智能技术的限制,仍然是中美之间的重要争议。特朗普在人工智能监管问题上的立场,与中国及部分亚洲经济体强调安全治理和公平分享技术成果的主张,也存在明显差异。

台湾问题同样如此。中国方面关于特朗普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报道值得关注,但这一措辞本身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改变其长期政策。观察政策变化,还需要结合白宫正式声明及后续具体行动。

因此,衡量深圳中美会晤成果的关键,不应是外交气氛有多么热烈,而应是双方能否逐步建立处理分歧的可持续机制。

真正稳定的大国关系,不要求双方在所有问题上意见一致,却要求双方能够在意见不一致时,仍然保持沟通、避免误判,并为正常经贸往来留下空间。

四、从日本、韩国到香港:同一场会议,不同的国家关切

深圳APEC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不能只从中美俄三国关系理解亚太地区的未来。对于日本而言,此次会议反映出安全政策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

路透社11月19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中国领导人在会议期间握手,但没有举行正式双边会谈。高市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日本自1972年以来的台湾问题立场没有改变。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则回应有关接待规格的争议,认为中方按照惯例提供了相应礼遇。

与此同时,日本广播协会NHK等媒体关注了高市与普京在会议期间的接触。日方提出了被俄罗斯拘押的日本记者,以及日本企业在俄资产等问题。这说明,日本参加APEC并不意味着其与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外交分歧已经缓和。日本既需要维护自身安全政策,也必须面对区域贸易、关键矿产供应和企业海外经营的现实问题。

韩国的关注点则有所不同。香港01援引路透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双方讨论了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互利经贸关系以及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等议题。李在明强调继续发展平等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对于韩国这样深度参与全球半导体、汽车和电子产业链的经济体而言,大国关系的稳定具有直接的产业意义。

香港媒体则呈现出另一个观察角度。《南华早报》关注了特朗普受到的欢迎仪式、三国领导人互动以及会议中的外交细节。香港01则以实时报道追踪各国领导人的抵达、双边接触和三方会晤安排。这些报道提醒人们,国际外交不仅通过正式文件传递信息,也通过接待安排、领导人互动和会议议程表达不同层次的政治信号。但外交礼仪终究不能替代政策成果。

对于香港自身而言,深圳APEC提出的湾区合作、跨境支付、数字经济和制度互联互通,可能比一场欢迎仪式更具长期经济意义。香港拥有国际金融、专业服务和跨境商业网络的基础,其未来作用取决于能否将这些优势与区域创新、产业升级及国际市场需求更有效地连接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亚太地区并非只有几个主要大国。东盟经济体、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以及其他成员,都有各自的发展目标与政策关切。一个真正开放的亚太合作机制,必须能够容纳这些不同声音,而不能只服务于大国之间的战略安排。

五、比外交新闻更深远的,是亚太经济合作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如果说三国会晤体现了国际政治对稳定的迫切需要,那么APEC领导人会议则提出了另一个更具长期意义的问题:未来的亚太经济,究竟依靠什么保持增长?

中方同时宣布,将提供2000万美元支持APEC务实合作,在深圳设立亚太共同体研究中心,并根据合作需要建设数字技术、跨境数据流动、清洁能源及中小企业发展等领域的合作机构。

这些安排值得关注,因为它们使开放合作的理念开始与具体的机构建设、资金支持和政策协调相联系。

其中,世界湾区经济合作联盟的倡议尤其具有想象空间。从粤港澳大湾区到美国旧金山湾区,从东京湾区到其他全球性产业和创新中心,湾区经济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开放的港口体系、密集的创新资源、发达的专业服务,以及连接国际市场的能力。

但各湾区的制度、产业结构和国际关系环境存在很大差异。未来的合作不可能简单地依靠建立一个组织就实现市场互通,更需要在产业投资、技术交流、企业服务、人才流动与规则衔接等方面取得实际进展。如果这些工作能够逐步推进,湾区之间的联系就可能从传统的商品贸易,扩展为创新、资本、制造、品牌和市场的多层次合作。这也使中国“十五五”规划所提出的国际合作机遇具有更丰富的现实内涵。

中国不仅是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也是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快速发展的技术应用市场。对于外国企业,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不仅来自销售规模,还来自供应链配套、技术应用和产业协作机会。而对于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下一阶段也不应只是增加出口数量,更需要在海外建立品牌、渠道、服务与本地经营能力。

深圳工商界会议上关于具身智能、人工智能应用和企业全球化经营的讨论,正反映了这种变化。雷军关于机器人产业空间的判断、李东生关于企业全球化经营模式的思考,都可以视为企业界对未来产业竞争方式的探索,而不是已经得到验证的市场结论。真正值得企业家思考的,是如何把技术能力转化为客户价值,把制造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把跨境交易转化为可持续的国际经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APEC期间谈及人工智能投资对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美联社援引她的分析指出,尽管面临能源冲击,人工智能仍在成为未来生产率和竞争力的重要驱动力。

这意味着,亚太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可能来自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绿色能源和数字服务之间的融合。但技术进步能否带来广泛繁荣,还取决于教育、劳动力转型、数据治理和中小企业参与的机会。未来全球化的竞争,或许不再只是看谁能够生产更多商品,而是看谁能够在不同国家和市场之间,建立更加可靠、高效和可持续的合作关系。

六、深圳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回望这两天的深圳会议,可以看到一种耐人寻味的对比。在外交场合,各国领导人谈论和平、稳定与合作;在现实世界,战争仍未结束,贸易壁垒仍然存在,技术竞争持续加剧,国际社会对未来秩序的理解也远未一致。

这不是深圳会议独有的矛盾,而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处境。美国希望维护自身的战略优势与经济竞争力,中国希望在开放合作中推动经济发展并维护自身利益,俄罗斯关注其安全与国际地位,日本、韩国和其他亚太经济体则在安全、市场和供应链之间寻求平衡。

这些诉求有交集,也存在冲突。国际合作真正困难的地方,从来不是寻找一些共同的外交语言,而是在利益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建立各方愿意遵守的规则。因此,深圳之后至少有几个问题值得持续观察。

中美能否把领导人之间的积极互动转化为稳定的经贸与安全沟通机制?中美俄能否围绕核风险和地区冲突形成持续对话?亚太经济体能否在人工智能治理、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稳定方面取得具体成果?世界湾区经济合作倡议又能否从构想走向实际的企业与机构合作?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逐渐显现。

对于乌克兰和平进程而言,任何持久安排都必须考虑乌克兰作为直接当事方的意愿与安全。对于核军控而言,原则性声明之后仍需要可核实的风险降低措施。对于亚太经济合作而言,领导人讲话之后还需要法律、监管、投资和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这也提醒我们,不应把一次成功的外交活动误认为所有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真正有生命力的国际合作,必须经得起分歧的考验,也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七、展望未来:世界需要的不是没有竞争,而是能够和平竞争的秩序

深圳APEC结束了,但世界并没有因此进入一个没有冲突的时代。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看到值得珍惜的积极因素。三国领导人能够坐下来讨论共同安全问题,中美能够就稳定双边关系继续沟通,亚太经济体能够围绕开放贸易、技术创新和区域发展交换意见,这些本身就是国际政治与经济合作中的重要活动。世界不需要把所有国家变成同一种制度、同一种文化或同一种发展模式。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历史、利益和社会选择,本来就是国际社会的现实。真正值得追求的,是让这种差异不必然导致敌意,让竞争不必然演变为冲突,让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为代价。

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会议留下的启示,并不是大国能够决定世界的一切,而是拥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尤其需要审慎使用自身力量,维护对话渠道,尊重国际规则,为更多国家创造和平发展的条件。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和平意味着不必生活在战争的恐惧中;对于企业而言,稳定意味着能够作出长期投资和经营安排;对于年轻一代而言,开放意味着知识、技术与发展机会可以跨越国界。这些看似不同的愿望,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国际合作真正改善人们的生活。

深圳是一座因开放而成长的城市。几十年前,这里开始探索如何通过市场、技术与国际合作改变自身命运。今天,当世界再次讨论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对抗的选择时,这座城市所承载的历史经验,仍然具有启发意义。人们更可能关心的是:这次会议提出的合作愿景,究竟有多少成为了现实?它是否帮助减少了战争风险,改善了大国沟通,促进了贸易与创新,并使更多普通人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才是评价一场国际盛会最有意义的尺度。

一场峰会可以在两天内结束,但真正的和平与繁荣,需要各国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共同建设。深圳的意义,最终不应由会议期间的掌声决定,而应由会议之后的行动证明。世界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但只要对话没有中断,合作的可能就不会消失。而这,或许正是2026年深圳APEC留给未来最值得思考的启示。



来源:中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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