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海纵横
危機周年全球嬗變
发表于 2009-09-08 04:29 諸大國在這場“百年一遇”危機中的應對表現,直接決定著其未來國際地位的升降興衰。 9月15日,轉眼即至。一年前的這一天,美國著名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產,美國次貸危機迅速演變成金融危機並向全球擴展。一個月後,金融危機轉而沖擊全球實體經濟,造成了本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第一次大幅放緩……
隨即,從美歐日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失業大軍不斷壯大,貧困現象加劇。一些國家甚至出現社會危機,導致30多個國家出現遊行、騷亂、政權更迭……類似“美國人拖垮了全世界”和“全世界都被美國‘挾持’了”等憤怒言辭不絕於耳。
一年後的眼下,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央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導師吳念魯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認為:“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中國銀行澳大利亞分行董事、中國開放論壇理事王元龍也告訴本刊記者,無論從世界範圍還是從中國來看,現在都出現了一些經濟好轉的苗頭,“應該說,目前正處於U型的底部,是比較緩的階段。”
8月6日,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克裏斯蒂娜·羅默也強調,在經濟刺激方案以及財政部和美聯儲穩定金融市場和住房市場等行動的共同作用下,美國經濟下滑趨勢已經明顯放緩,“在今年底和明年初,經濟刺激方案的效果將更加明顯。”
“但是,這並不能說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問題都沒有了。”現在,吳念魯更關心的是,“各國的大規模信貸資金是否得到了有效落實?實體經濟是否真正好轉?就業和消費兩大複蘇關鍵指標是否回升?都還有待觀察。”
不過,無論如何批評當前發達國家領導人在應對危機上的遲疑和缺憾,王元龍認為,“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G20三次聚首,表明了各國同心協力應對危機的決心。”比較過去應對危機的曆史經驗,吳念魯指出這種“同舟共濟”的難得,“任何一個國家的‘落井下石’,都會對應對金融危機帶來極大的創傷。因此,大國領導人都意識到了要共同采取措施,而且措施力度也前所未有,包括國際金融組織。”
當然,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這場危機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深遠影響已經顯現了。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政治研究所美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肖煉,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分析說,“全球的經濟格局、政治格局和外交格局正在因此重新洗牌”,多極化的格局已經從政治向經濟、社會、文化諸領域全面蔓延和深化。
“每個國家都處在重要的十字路口。是否能夠將危機轉化為偉大的曆史機遇,將決定未來各國相對實力之興衰。”為此,知名金融學者、太平洋研究院院長向松祚為《瞭望》新聞周刊分析說,金融危機一年來的種種現實已經表明,“人心思變、世界思變,潮流不可擋,中國需要抓住機遇,因勢利導。”
追逐“隧道微光”
如何複蘇?如何率先複蘇?正在成為當前世界大國競爭的新焦點。原因很簡單,誰抓住這個先機,誰就可能占領未來全球政治經濟發展的“制高點”。因此,“隧道微光”和“綠芽”一時成為市場輿論的中心話題。
7月31日,在“風暴中心”,美國商務部公布了對此前幾個季度修正後的GDP增長數據,從2008年第二季度至今年第一季度分別為1.5%、負2.7%、負5.4%和負6.4%。同時,美商務部還公布了今年第二季度實際GDP的增長數據為負1%,可以看出美國經濟開始呈現V型反轉跡象。
除了GDP數據,住房市場有關指數、消費者信心、先行經濟指數、個人消費等經濟數據都發出積極信號。貿易平衡狀況有所改善,經常項目赤字縮小,美國勞工部8月7日公布的失業率數據顯示,7月份美國非農業部門就業崗位的失業率從6月份的9.5%降至9.4%。這是美國失業率自2008年4月份以來首次出現下降。
目前,美國政府大力推行的經濟政策可以概括為:以創造就業為近期核心,以打造美國持久競爭力為長期目標,以新能源開發為新引擎,以深化金融監管改革和醫療改革為制度保障,為未來繁榮和長遠發展奠定基石。在國際上,美國已經成功地把“新能源”和“氣候變化”設置為國際議程,希望借此引領國際合作,主導全球經濟發展。
從中長期來看,美國經濟政策將著力實現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奧巴馬首席經濟顧問勞倫斯·薩默斯提出的4個轉變,“重塑後的美國經濟將更加注重出口而非消費,更注重環境而非依賴化石能源,更注重生物和軟件工程而非金融工程,更注重廣大中等收入階層而非占人口一小部分人的收入增長”。
美國人變革的決心甚大。薩默斯警告說,“如果不加強金融監管改革,下次經濟複蘇仍然會被資產市場泡沫所扭曲;沒有全面的醫療改革,就很難保證長期聯邦債務不會失控;不推進全面的能源政策,美國經濟就會受到能源價格波動的痛苦影響;不擴大和改善基礎設施,美國的經濟增長就會受到限制,發展的瓶頸到頭來會加重通貨膨脹壓力。”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中國。上半年中國經濟7.1%的增速,幾乎成為照耀全球經濟信心的“燈塔”。去年9月以來實施的一系列政策表明,中國政府已經開始真正著手解決內需不足問題,政策的結構性優化調整成效初顯。
但中國領導人對此也有清醒認識。8月22日~24日,溫家寶總理在浙江考察時強調,“經濟正處在不進則退關鍵時期,經濟還缺乏內在動力,政策仍起重要支撐作用。”他指出了當前經濟所面臨的困難,包括外需下滑、經濟內在動力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以及短期擴大內需的難度較大等。因此,溫家寶指出,要繼續加大財政投入,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實施產業振興規劃,推進科技進步和創新,以及提高社會保障水平。
王元龍認為,如果仔細分析中美兩國應對危機的政策,其思路是提高本國經濟自主性、促進居民收入增長、加強社會保障、以新能源革命為契機搶占未來科技制高點,“因此,一切大規模的政策措施幾乎都是圍繞著這些目標展開。這也表明,誰能在這些領域率先打開局面,誰就有更大的機會率先複蘇,掌握未來全球競爭主導權。”
在他看來,盡管中國自身問題眾多,但相對美國等其他發達國家而言,無論是在決策效率、資金還是在社會穩定、發展潛力上,具有一定的較為明顯的優勢,“一年來的實踐證明,中國決策層的政策思路和方向,准確把握了治理危機的關鍵所在。關鍵是執行決策和推進改革的堅定決心。”他認為,只要解決好這個問題,“中國率先掌握未來發展先機的可能性,就會超過其他國家。”
全球格局巨變到來
這種應對危機中對搶占先機的競爭,其後深刻的背景是全球多極化格局加深,導致了國際政治巨變的開始。對此,肖煉指出,危機並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金融事件,其後果不僅危及到了全球金融的穩定,而且對國際經濟、金融乃至政治格局都正在產生持久的影響力。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世界經濟與發展研究部研究員甄炳喜對《瞭望》新聞周刊具體分析說,這次金融危機不僅是大蕭條以來最大的金融危機,而且還引起了實體經濟自大蕭條以來的最大衰退。今年的全球經濟增長率可能是負1.4%,這是二戰以來首次世界年經濟增長為負。美國GDP的峰值和低谷比較下降了3.9%,是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而且已經持續了18個月,也是二戰以來最長的。工業生產指數下降了15.1%,失業率是10%左右。
與此同時,所有發達國家都陷入同步性衰退,歐元區、日本等,有些下降幅度甚至超過美國。新興經濟體也出現了負增長,俄羅斯在去年底和今年初出現兩位數下滑。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新興經濟體經濟也出現大幅度回落。更嚴重的是窮國資本的大量流出,貿易出現大幅度逆差,一些國家貨幣貶值、失業率升高造成貧困現象更加嚴重,甚至陷入糧食危機。一些國家出現社會危機,有30多個國家出現遊行、騷亂或政權更迭。
在肖煉看來,由此導致了四大突出的表現:一是俄羅斯、中國、印度、巴西“金磚四國”日益崛起;二是歐洲統一意識高漲;三是拉美左翼力量進一步加強;四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問題、朝核問題、伊核問題、巴以和平等一系列事關全球格局的重大問題上,美國已失去“一言九鼎”的地位。
與之相對應的是,世界經濟格局也發生了重大改變:歐元區經濟總量超過了美國,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居於前列。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世界金融格局正在醞釀著新的變化和新的思潮,歐元已經成為美元的競爭對手,而關於人民幣、盧布、雷亞爾等成為世界清算貨幣的呼聲也不絕於耳。
肖煉將之總結為,“國際政治格局正由單極化向多極化發展,國際經濟格局正由全球化向區域化漸進,國際金融格局正由一元化向多元化方向演變。”
向松祚具體就未來國際金融大勢作出了四個基本判斷:其一,國際貨幣體系將進入“戰國競爭時代”,但美元仍將是全球主要儲備貨幣。金融危機刺激世界許多國家尤其是大國深入思考本國的貨幣戰略和國際金融戰略。未來20~30年,國際貨幣體系將逐漸演變為一個寡頭競爭、類似“貨幣戰國時代”的貨幣體系。美元地位將相對下降,歐元、人民幣、日元、俄羅斯盧布、印度盧比等其他主要貨幣之地位將相對上升。
“其中,必須清醒,美元遠不會像一些評論者所聲稱的‘徹底崩潰或破產’。”向松祚指出,國際貨幣體系演變之根本是科技和經濟實力之相對轉換,美國在這些方面依然雄踞全球龍頭地位,“未來數十年,盡管地位將相對下降,美元仍將是全球最主要的儲備貨幣。我們不要因為某些‘聳人聽聞’之評論而錯誤地估計形勢。”
其二,國際金融中心之競爭將愈演愈烈,世界金融中心格局將逐漸向亞洲(尤其是中國)轉移。中國政府決定全力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世界高度關注(或警惕)。未來15~20年,國際金融中心之競爭將愈演愈烈。奧巴馬政府上臺只數月,就推出全方位金融監管改革之方案,旨在重整華爾街和美國金融帝國之雄風。
“不過,如果中國采取正確的戰略和策略,上海和香港非常有可能迅速崛起,成為僅次於紐約、倫敦的第三大和第四大國際金融中心,甚至位居更重要地位。”但向松祚提出了一個條件,“中國是否能夠走出一個不同於英美金融發展模式的‘新金融發展模式’,是未來全球金融中心競爭的核心力量和核心問題。”
其三,未來數年,發達國家經濟體將陷入低速增長,出現“滯脹”之可能性不容低估。最近數年,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將長期處於低速增長,歐洲和日本尤其如此。然而,由於主要大國(尤其是美國)毫無節制的貨幣擴張和財政赤字,加上美國的巨額外債和國際收支逆差,發達經濟體出現“滯脹”之可能性絕對不容低估。“對於中國來說,將非常不利”。
綜合分析各種數據,他認為,全球貨幣和信用擴張所創造的資金,已經有相當部分重新流入虛擬經濟,“近期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場價格攀升,並非是實體經濟複蘇之反映,而是信用資金流入虛擬經濟之結果。”他強調,全球已經重新出現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之嚴重背離,“中國亦是如此,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必須認真研究,采取正確措施加以解決。”
其四,金融危機觸發全球產業大規模的分化、整合和轉移。金融危機將導致全球許多產業產生大規模、大範圍的分化、整合和轉移,包括金融業和制造業等很多產業。汽車行業的全球分化和整合僅僅是個開始。發達國家很多產業還將繼續向發展中國家轉移。
奧巴馬政府的基本國策是:在未來的5到10年之內,重點推動三大類產業發展,來啟動美國經濟新一波的高速增長。一是清潔能源或新能源,一是生命科學或生物科技,一是以航天和航空科技為代表的軍事科技。三大領域的主要競爭者主要是日本和歐洲。三大產業取得成功,又將深刻影響世界產業布局。中國亦必須提前制定相應戰略和策略。
“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能否將這股全球產業的分化、整合和轉移,與中國的產業政策、自主創新和科學發展有機結合起來。”向松祚認為,這是中國擺脫“世界加工廠”的最好契機。
中國的機會
“回望大國崛起和衰落之曆史,我們皆能清晰洞見每一個國家所曆經的多次戰略機遇和戰略拐點。”向松祚列舉了上世紀最激動人心的三次危局中主動變革成功的案例:
羅斯福面對1930年代“大蕭條”之巨大挑戰,成功“重塑”美國經濟金融體系和世界秩序;1970年代西方遭受前所未有之“滯脹”,裏根和撒切爾夫人毅然發動“市場化革命”;經曆文化大革命之中國經濟瀕臨破產,鄧小平以其雄才大略,成功實現中國之戰略轉折,創造了人類曆史上最恢弘的經濟奇跡。
“危機將此前隱藏的問題以最赤裸的方式展示在人們面前,迫使人們思考解決之道;危機喚醒和凝聚國民共識,讓戰略轉折能夠成功實現。”不過,向松祚認為,危局巨變下的中國機會,需要修正和增強四大政策方向:
其一,降低出口依賴,必須建立刺激內需之長效機制。刺激內需主要依靠人民收入水平之提高,必須對稅收體制和收入分配結構進行改革,努力縮小收入差距。同時,建立具有中國特色和國情的社會保障體系。尤為重要的是,刺激內需之長效機制必須依靠現代金融服務之普及,沒有金融或信用手段之推動,內需很難真正刺激起來。
其二,反思“以市場換技術”戰略,堅定自主創新之決心。以堅定明確的國家意志強力扶持某些重點產業之技術進步,努力提升重點產業躍居全球領袖地位,是世界大國產業複興之共同經驗。沒有明確堅定的產業政策,就談不上自主創新。
自主創新的關鍵動力是企業之自由競爭。一方面,中國必須高度警惕外國資本以各種形式控制中國產業和企業;另一方面,要鼓勵中國民營資本或私人資本參與所有產業之競爭。體現國家意志之產業政策並不是非要國有企業來執行,應該允許民營資本和國有資本在所有產業領域公平競爭。這就需要進一步放松產業管制和准入門檻。
其三,改變“重稅收、輕金融”之思維,加速金融對內放開之步伐刻不容緩。所謂依靠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主要功能,核心是依靠金融市場。中國的經濟傳統曆來是“重稅收、輕金融”,與英美“重金融、輕稅收”之傳統正好相反。西方憑借金融的力量可以非常有效地讓全球資源為之服務,他們通過金融工具占有全球的資源。金融危機教育我們,不掌握一般購買力的創造,就不能參與和分享國際一般購買力,終究要吃大虧。
與此同時,沒有國內金融業的對內放開和充分競爭,上海不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僅僅依靠幾家國有金融機構難以支撐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更何況,如果上海金融中心主要靠外資金融企業來支撐,那又怎麼談得上是中國的金融中心呢?
其四,金融對外開放戰略應該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為核心。中國的對外金融戰略,最重要和最迫切的就是要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和貨幣秩序之重建。當然,決不是將IMF提升為“准世界中央銀行”,而是貫徹胡錦濤主席的主張:“鼓勵區域金融合作,增強流動性互助能力,加強區域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充分發揮地區資金救助機制作用。改善國際貨幣體系,穩步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共同支撐國際貨幣體系穩定。”核心戰略就是將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的國際化是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最重大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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